涉农惠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姚艳萍
【关键词】：涉农惠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 原因 法律适用 犯罪预防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增加，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同时，由于“村官”权利的不断增大，其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秩序，为了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涉农犯罪预防工作就成了一项当前重要任务。而我国对涉农领域的犯罪的法律规定并不全面细致经常出现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查处惠民领域的职务犯罪时的法律适用就成为了问题关键。
一、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犯罪主体特点职务级别较低
随着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涉农贪污贿 赂犯罪涉及领域广，主要发生在农村水利工程、土地开发整 理的招标投标、建设新农村的民房改造项目、发包分包、质 量监督验收、工程款拨付等环节。犯罪主体涉及不同的多个 部门，职务级别较低，多为科级以下以及村组织人员。他们 都是在履行公务中利用职务之便，对其经手的涉农项目进行 贪污、接受贿赂。例如某村党支部书记苏某在任本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将农业税款、退耕还林款、土地征用补偿费款共计51280元据为己有，予以贪污。我院在查办这一案过程中发现，该村所在的镇在农村财务管理、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土地确认权等方面存在问题，
（二）犯罪呈现集团化趋势
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群体性腐败案屡见不鲜，办一案， 带一串，挖一窝。有的是村支书和村委主任合伙贪污，有的 是村委班子成员集体作案，甚至有乡镇干部和村委主任合谋 集体腐败。他们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联手作案，集体合谋， 以各种名义，共同贪污涉农款项，使犯罪主体由个人向群体 发展。比如2009年底，我院在市院反贪局的带领下，侦破的景县农业局单位受贿、受贿、对单位行贿一案，立案1件9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为涉农贿赂大案。本来对于涉农款项，每个项目一般都涉及到多个环节，牵涉的单位、人员也很多，可以相互制衡，起到层层监管之效，然而由于人人想从国家利益中各分一杯羹，非法利益的“整合”使监管变成了一纸空文。
（三）犯罪后果影响恶劣，易引发群体上访
在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乡镇、村干部的经济犯罪 比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这些人虽然关 小职微，权力有限，然而一旦蜕变，危害极大，所产生的负 面影响极为深远，不但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而 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容易引发村民集体上访等群体事 件，不利于新农村和谐发展和稳定。
因此，预防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时促使新农村建设快速、健康、和谐稳定发展的有效保障，必须切实加强这项工作。
二、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原因
涉农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农村经济还不够发达而涉农职务犯罪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毒瘤。要想铲除这颗毒瘤还要从多方面分析。
（一）村务不够公开
有些地方村级管理暗箱操作，缺乏民主，透明度不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应当定期将村务公开，其中包括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审批事项等。但实际上，有的“村官”为谋取私利方便，不想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和财务；有的“村官”思想上害怕群众知道多了不利于工作，应该让群众明白的事情却暗箱操作。
（二）权利过分集中
在基层农村,大权仍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个别人或少数人手中,因此,行贿者便将目标盯住了大权在握的主要“村官”,这批能拍板定音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旦经受不住诱惑,便会陷入金钱的泥潭,沦为人民的罪人。甚至有的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大小事情由其说了算,权力的过度集中使他们作案时有恃无恐。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三）自身素质不高
一是文化层次较低,大多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其次是法律意识较差,法制观念淡薄,尤其是部分村干部,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即使是“村官”,他们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也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还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
（四）内外监督软弱
一是农村基层管理和监督职能组织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上级职能部门监督无力。如白条入帐现象在村组帐目中依然存在，审查人员对此无可奈何。二是纵向监督软弱。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对村级集体资金的使用和分析没有进行严格审批。三是横向监督虚化。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的支配由村里书记、主任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员不敢提意见也不敢反映，起不到应有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作用。四是对村干部的贪污、挪用等问题一些知情群众慑于这些人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害怕招来报复。
（五）财务管理混乱
一些农村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无帐、片帐现象虽然已逐步消灭，包帐、白条入帐等在村级财务帐目中仍相当严重。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条自批自支的现象存在。二是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够，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财小组把关不严格。三是财会人员不专业，缺乏执行财务制度的自觉性和原则性，对村干部言听计从成为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帮手，有的甚至与村干部共同作案。
（六）经济待遇偏低
引发村干部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村干部待遇偏低，造成村干部心理失衡。相对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而言，村干部的待遇相对较低而工作压力较大，付出与所得不符。同时，农村医疗、养老的保障滞后，村干部后顾之忧在不发达地区严重存在。
三、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一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看由于基层党务、公务、村务和经济事务等均由村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承担有时任职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确尤其是村党支部在村事务中不论党务、公务均起绝对领导作用村书记才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故适用刑法时必须结合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的精神。本人认为党支部人员属于立法解释规定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
二从事公务的认定问题。村公务有三种情况依法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依法协助公务全国人大立法解释将其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这七项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⑴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⑵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⑶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缴税款⑹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其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惟有在这七项事务中才存在依法从事公务的可能因而才可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除了这七项贪污受贿犯罪不能成立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非经营性质的村内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活动。 根据以上法律精神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将三种组织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合作社与三种职务公务、自治事务、经营事务排列组合然后决定当事人的行为应当使用哪一法律认定行为性质。只有村委会基层组织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时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才能根据刑法和立法解释认定贪污受贿类犯罪而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人员在非公务非经营的公益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财物、挪用资金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非公务非商务的活动中即办理村自治事务的过程中发生的村基层组织人员权钱交易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受刑法时效约束、在法定追溯时效期限内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按照罪行法定原则应当认定为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使用解释的规定。” 如果检察机关在查处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遇到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务如经营、管理活动时发生的案件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时，可以在查明事实后，根据行为性质如果涉嫌其他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查处；如果因法无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的，可在查明事实后向基层政府提出检察建议，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处理。
四、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涉农惠农职务犯罪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也严重影响 “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涉农惠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要针对传统观念下村干部知识更新不快，创新意识不强，开拓进取后劲不足的现状，大胆突破村干部选用的常规模式，打破地域、行业、身份界限，面向社会选拔人才，作为村干部后备人选推荐。一是推荐优秀退武军人担任村干部。发挥退武军人见识广、办事果断、个人性格坚毅，在部队学有一技之长的优点，带领全体村民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二是在农村经济能人中推荐选拔村干部。注重从政治素质较高的农村致富能手、个体经营大户中培养选拔。利用他们办过实体，懂经济管理，有较多生意合作伙伴的优势，带动、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三是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注重推荐愿意回农村发展的优秀大中专毕业生担任村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帮助村级组织理思路、谋发展、办实事。四是从机关事业单位中推荐选派村干部，当“下挂”支书，帮助经济薄弱村建强领导班子。选派那些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有业务专长的乡镇机关干部到经济薄弱村任职，夯实村干部队伍。
（二）加强思想、法制教育
一要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村干部进行文化知识、财务知识、法律知识培训，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学历相对偏低、财务知识不懂、法制观念淡薄，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不断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法律意识，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二要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利用新闻媒体及时曝光一批违法违纪村干部，起到震慑作用；深入剖析几个典型案例，组织村干部进行讨论，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三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谈心活动。对村干部在工作中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乡镇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要及时找其谈话谈心，及时提醒、敲警钟。四要规范党内组织生活。
（三）加强权力监督机制
要施行群众监督和上级检查相结合。一是必须增强基层单位工作的透明度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发言权，推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特别是在土地转让、出租、承包、工程发包等问题上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乡镇经管、审计等部门经常下村检查，做到有案抓查处，无案抓预防，把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四）落实提高村官待遇
一要适当增加村干部固定工资，统一由财政负担，固定工资应与基层党政机关一般干部持平，并建立定期增资机制，确保村干部工资不拖延、不折扣、不挪用。二要建立起激励措施，对村级工作搞得好的村干部，要予以奖励，对村级经济上了台阶的，要设立贡献奖，对因工作不力，导致村级经济下降，村民生活水平滑坡的村干部，要给予一定经济处罚。三要给每位村干部办理医保和养老保险，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个人各负担一部分，解除村干部的后顾之忧，使村干部一心一意带领广大村民奔向小康之道。只有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村干部的待遇提高了，收入有保障，村干部职务犯罪才能得到较好解决。就当前而言，关键是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凝聚人心，尽快改变农村面貌，让村民对新农村建设充满希望、有盼头，使村干部成为农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发展生产的引路人、维护稳定的坚强核心，从根本上解决村干部职务犯罪。
（五）加大打击预防力度
针对农村干部犯罪较为突出的现状，在加大查办村级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作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内容。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特别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案、要案，坚决从快查处，依法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既要将查办结果向群众说明情况，同时也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民心、增加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检察日报 法制网
法理还是法律：在具体案例面前专家们怎样说——以许霆案件为例

龙城飞将


复杂案件，还是简单案件？

　　许霆案件在2007-2008年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疑难案件。赵秉志教授把许霆案件列入中国疑难刑事名案，专门出一门本书来进行研究。书名叫做《案例评析系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
　　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许霆案件不复杂，是人为的因素把它搞复杂了。为此，我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1]。
　　也有学者与我的观点相同，“一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案件，却在以研究犯罪及刑罚为志业的刑法学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锋。尽管，大多数刑法学者在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这一前提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上，却是分歧多多。主张‘有罪论’的刑法学人之中，虽然又以‘盗窃罪说’似成主流，……主张‘盗窃罪’说的刑法人之中，又以是否承认从柜员机中恶意取款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为标志，鲜明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如此案情简单的一个案件却在刑法学研究者之中产生了如此纷杂的不同见解，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刑法学界共同话语前提的累积薄弱，另一方面无疑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刑法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本身。诸如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与关系、盗窃是否要求‘秘密窃取’、机器能否被骗、‘盗窃金融机构’究竟该作何理解等问题上的观点交锋，自然有助于我们在争辩中形成共识”[2]。

讲法理，还是讲法律？

　　许霆案件，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混淆了法理与法律！
　　依据法理，自然就会认为许霆有罪。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宗教的角度，社会道德的角度，认定许霆有罪是自然的。
　　依据法律，结论就不同了。许多刑法学家讲到这一点时却是只注意到许霆“犯事”的恶，没有或者有意回避许霆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罪”。他们是把法理上的“罪”等同于刑法上的“罪”。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却是撇开法律去谈许霆的罪与非罪。
　　有些专家从法理的角度评论许霆案件：
　　赵秉志教授：“在笔者看来，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他的观点见诸于《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一文。问题是，许霆案件应当是进行适法的研究，而不是法理的研究[3]。
　　张明楷教授：“要求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是没有道理的，国外对于盗窃罪的经典定义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问题是，盗窃罪不是秘密窃取，公开的行为更不是盗窃。国外的经典定义不等于我国刑法的定义[4]。
　　王作富教授：“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5]。问题是，这个实质上从现有刑事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产生的实质性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规定。
　　也有的专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谢望原：“法院及其法官，应当视刑事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法官是法律的奴隶，法官只服从法律……忠实于法律的正义精神，不受任何干扰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准确界定案件事实……；其次，在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准确把握被告人行为所触犯的具体刑法规范；其三，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正确解释刑法的具体规定，并将其恰当地适用于被告人。……当案件事实虽然清楚，但是定性产生严重分歧从而影响刑罚轻重时……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原则’”[6]。
　　田文昌：“行为人用自己的卡在取款机取款时，既未在卡上做手脚，也未在取款机上做手脚，完全是按照正常和正当程序操作。这说明他没有买施法律明确规定的盗窃手段，也就是说并未有秘密窃取的行为”[7]。　
　　周永坤：“罪刑法定原则在那些主张有罪的学者——法官眼中一文不值”。在研究许霆案件后，周教授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认为许霆应当有上诉权”[8]。

结　　论

　　讲法理的容易得出许霆有罪的结论。讲法律的得出许霆无罪的结论。
　　讲法理的认为许霆有罪肯定的，于是先重判，后轻判。讲法律的认为应当先定性，后定量。若盗窃罪成立，必然盗窃金融机构罪成立，原审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若盗窃金融机构罪不成立，必然盗窃罪不成立。
　　讲法理的认为这是疑难案件。讲法律的不认为是疑难案件。
　　讲法理的必然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9]。讲法律的认为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就可以了。
　　讲法理的主张现在必须按法理判决，按教科书判决。讲法律的主张现在按法律进行判决，然后在启动相应的立法程序对此类现象在刑法上进行明确的界定。
　　依法理判决，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觉得委曲，是依民意判决，舆论监督影响司法独立。依法律判决则不存在这些困难，也一定不会引起全国人民如何强烈的情绪。

写于2009-4-14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30985877_0_1.html

[1] 龙城飞将：《许霆案件不复杂》，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ln8.html。
[2]付立庆：《许霆案，一个标本的价值》，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765。
[3] 龙城飞将：《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问题——与赵秉志教授商榷》，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30985877_0_1.html。
[4] 参见龙城飞将《关于张明楷教授〈关于许霆案的思考〉的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nva.html。
[5]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450900。
[6] 谢望原：《司法正义、民情舆论与学者使命》，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609。
[7]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450900。
[8] 周永坤：《许霆有上诉权吗？》，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332729。
[9] 参见龙城飞将《许霆案件的九个“等号”》，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lq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