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理解

作者：王荣 律师 单位桂林明辩律师事务所，邮箱：lawyer9900@126.com


劳动仲裁时效是劳动争议案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我国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仲裁前置程序，必须先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维护其合法权利。
我国的劳动仲裁时效（或者叫申诉时效）是10年前颁布的《劳动法》所确定的一项法律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劳动用用制度的发展，现在劳动前置程序以及劳动仲裁时效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变化了。尤其是仲裁时效制度甚至成为劳动者维护自身权利的一个法律障碍。这里除了60日的时间太短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仲裁时效起算日的问题。
我们在分析仲裁时效时应该了解一下我国劳动仲裁时效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劳动仲裁时效。
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也就是说，申请劳动仲裁的仲裁时效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60日。实际上1987年8月15日实施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已经确力这样的仲裁时效制度。属该《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应当从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或者从调解不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在《劳动法》颁布前，即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条例》同时也废止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也就是说，从1993年8月1日到1995年1月1日期间，我国实行的仲裁时效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
在此，简单地将两者相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两者有以下几点不同：
1、仲裁时效的期间不同。《劳动法》规定为60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为6个月。
2、起算日不同。《劳动法》规定的仲裁时效起算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起算日为“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3、法律效力不同。《劳动法》是全国人大制定颁布的，属于法律，《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颁布的，属于行政法规，两者效力明显不同。
4、颁布实施时间不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所确立的仲裁时效是1993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所确定的仲裁时效制度是1995年1月日开始实施的。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该以《劳动法》的规定为准。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应该以《劳动法》所确立的仲裁时效制度为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和分歧，给劳动者维护合法权利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对于仲裁时效最通常的理解，就是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即“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实际上《劳动法》已经将劳动争议仲裁起算日做了修改，即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不再是“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劳动部的这一解释，却忽视了这一变化。
第二，按照通常理解能力，有三件是并是完全相同的，一是“权利被侵害之日”，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三是“侵害人与被侵害人因此发生争之日”。
“权利被侵害”是权利被侵害的客观状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是被侵害人对侵害事实的认知状态，而“侵害人与被侵害人因此发生争议”是侵害人基于对权利被侵害事实的认知，进而向侵害人主张权利并与侵害人发生分歧的状态。
所以，很显然“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不等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在很多情况下，“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在“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之后。
笔者认为应该将“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理解为“侵害人基于对权利被侵害事实的认知，进而向侵害人主张权利并与侵害人发生分歧之日”，这样才符合《劳动法》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原则。这样，在劳动仲裁或者诉讼中，如果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提起的仲裁超过了仲裁时效，那应该是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双方发生争议的具体时间，以证明劳动者丧失了请求法律强制保护的权利。否则应该以劳动者提出仲裁的时间为双方发生争议之日。当然，劳动者不能无限期限地躺在权利的床上睡觉。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试时效，在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两年内不主张权利的即为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此时再提起仲裁或者诉讼，不应该得到支持。
所以，笔者在此呼吁在《劳动法》尚未作出修改前，劳动保障部应该修改其《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条款，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错案》是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写于20世纪中后期的一部著作，笔者认为，因其内容与现实司法工作的关联性，值得每一位法官认真品读、思考。作者一开始就告诫读者，错案并非只会被那些地位低下的倒霉蛋碰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例如在杜培武冤案中，被告人杜培武曾经是一名警察，却也同样遭受了刑讯，成了冤案受害者。因此，讨论如何避免错案，绝不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不难发现证据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关键，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杜绝错案呢？笔者认为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杜绝冤假错案需要我们做到证据归证据、口号归口号。以证据为核心，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实，更不是以司法口号为核心。司法活动是不可能像精密仪器一样精确，特别是在自由裁量空间中，有一种司法经验和实践理性所凝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即使我们有再先进的侦查设备也难以复原案发当时的案件事实，但是我们目前的口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容易引起民众对于司法的误解，并以此为依据申请上诉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司法机关完全以其认定的所谓“事实”为依据，对于司法机关提出过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民众正确理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代诉讼证据理论认为，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需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才能分清相互区别，再现法律事实。否则，就会出现佘祥林、赵作海式张冠李戴的冤假错案。所以，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事实，是指需要通过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也有人称其为待证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审判机关适用何种法律、如何适用法律的前提及依据，而所有“事实”的认定，均取决于法官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小的判断。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疑罪从无，就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等8种法定证据形式，因此，所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建立在这8种证据形式之上。

其次，杜绝冤假错案需要我们明确法官非圣人、程序须坚守。民众及媒体需要明了法官并非洞察一切的圣人，法官须坚守程序公正。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官也是人，是人那么他的能力就是有限的。在民众心目中、媒体报道中、理想状态中，我们的法官应该具有圣人般的道德修养、教授级的理论功底、洞察一切的阅历经验、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识。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绝对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探狄仁杰，不能包办一切，法官只有按照正当的程序走下去，才能得到公正的实体处理结果。而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实际上预设了一种结果，在这种结果的指引下，法律规定的运行程序被重新设置了另一个路径。与实体规定大多情形下预期效果单向性不同的是，程序规定效果往往无论向哪个方向偏移，都有其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在错误的期待下，法官被神话被拔高，程序公正却被忽视，甚至走偏。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哪一个冤案的侦破案件的司法人员在当时没被吹嘘和宣传？一些学者往往把发生冤假错案的原因归结于司法权制约不足的结果，笔者认为，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相当程度上正是案件承办人思想上受制于全知全能的办案神人。但在这一期待重压下，一些司法人员为了追求所谓的破案率，不惜突破法律禁区和职业底线，人为地将错案办成所谓的“铁案”。错案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对事实的误读与对法律的误解的叠加，造成了法律对话的错位。

总之，实体公正是司法的不懈追求，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唯一路径。法官应当循着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去探索案件事实，而不是按照神话的期待要求另辟蹊径，这样才能防止误入歧途。作为司法决策层与管理层的上层人士，更应当少些非理性的期待口号式的鼓噪，多些冷静而成熟的思考。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防线，其稳固性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能否始终坚持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有这样的努力，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不会遥远，这也是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要求。


（作者系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