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呼唤修改《劳动法》
李华振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后又被新华社作为社论转摘（有删节）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它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性思考。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它再次把我国现行《劳动法》的不足曝露了出来。
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场“民工荒”再次显露了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劳动法》的春风吹不到的角落”。
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
二、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急需完善
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的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己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为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无法实现最大化的优化配置。因此，《劳动法》必须对“劳动歧视”条款进行完善，增加关于“户籍劳动歧视”的规定。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
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修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上，现行《劳动法》更是急需大动手术。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由于民工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耕种土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相应地，他们所面临的劳动风险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传统的家庭体系和土地体系已经难以再为民工提供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必须将这些“农民工人（民工）”纳入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中。将来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对此做出规定。




按：本文原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后又被新华社作为社论转摘（有删节）




　　由于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公民本身对诉讼就有一种“厌诉”情结，公民心中总是认为官官相护，诉讼是很难带来公正的，在民众心中，“民告官”的胜诉几率很微小，所以，不到千钧一发的时刻，广大民众是不会选择与行政机关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行政相对人对法官的不信任，对诉讼结果的不信任，严重打击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诉讼的积极性。而调解与诉讼相比较，则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因为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协商解决争议和纠纷。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其背后的保障力是国家的强制力，很可能最后的判决并不能真正令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极有可能会导致二次纠纷的发生，使矛盾激化。可是在调解中，通过法官的解释与撮合，促使双方心平气和的平等协商，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各退一步，就可以有效的化解纠纷，这样既不用担心日后行政机关可能会打击报复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改变相对人对“官官相护”的看法。

　　其实，域外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早已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其法律条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也是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调解的。在明确规定可以适用调解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对调解的条件和适用原则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到调解的广泛运用。域外审判实践中对调解制度的合理运用，对我国未来建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借鉴意义，这些成功可行的立法经验，也催促着我国的立法者早日修改和完善行政诉讼法，尽快解决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的目的就在于，要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两个目的不可以有失偏颇，厚此薄彼，要同样重视起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适用调解，可以使被告看清自己的哪些行为确实是违法了，并且给了行政主体一个主动纠错的机会，就算是日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协商成功，可是被告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哪里违法了，为什么最后会败诉？这样行政机关也比较容易接受败诉这个结果。相反，如果没有经过调解，法院直接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令双方当事人都不服，从而加深了双方当事人的冲突，这对于定分止争是十分不利的。

　　现代行政行为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随着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和使用，我们可以看出行政行为正在由传统的强制性、单方面性，向带有更多的平等性、双方性、契约性与合作性的行政行为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使得行政行为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了一种合作与协商的空间。这些新型行政行为使得行政主体享有了一定的处分权，为调解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1990年10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立法者以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为由排除了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具体体现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由法院进行主持，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心平气和地进行调解，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放下自己的“官架子”，主动承认、纠正错误或失误，真诚的与相对人进行平等协商，这种平等的对话机会可以使相对人消除怨气，自愿的做出让步，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长期有效的管理，也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所以，双方自动履行的积极性也会高一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