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名卫生执法人员因食物中毒事件被判刑的思考

韩怀忠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2006年10月29日，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特大中毒事件的责任人作出判决，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台前县卫生局卫生监督办公室主任郑光恩有期徒刑1年。

　 2006年2月20日晚，台前县第一初级中学35名学生在食用该学校门口外东侧一摊点卤面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其中15名学生中毒症状较重，其他20名学生中毒症状较轻。经查，学生系亚硝酸盐中毒。经台前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截至2006年2月21日下午17时，住院学生全部出院返校。

　 法院之所以要追究台前县卫生局卫生监督办公室主任郑光恩刑事责任，是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餐饮业等消费环节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郑光恩作为台前县卫生局卫生监督办公室主任，负责本辖区内的卫生许可和卫生监督职责，但其对无卫生许可证经营的流动摊点未尽到监管职责，致使县第一初级中学35名学生中毒，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义务，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追究责任本该是咎由自取，但读完有关此案的报道后，让人心里总觉得法院的判决与情与法都有说不过去的地方，总的感觉是：此案以免于起诉，而改由行政机关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更为得当。

　 大家知道，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职责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其职责义务，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本案中，确定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关键是：郑光恩的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其本人应对这些损失承担多大的责任。

　 所谓重大损失，依笔者的理解，应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或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玩忽职守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笔者之所以难以接受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应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而据报道，在这起食物中毒事件中35名中毒学生均于入医院后24小时内出院返校。患者的病情和经济损失显然都没有达到上述立案标准，也就构不成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此外，35人的食物中毒事件也不会严重到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程度。

　 其次，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应对当事人所从事的职务与食物中毒事件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以确定其在此事件中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只是属于工作上的失误或错误，应由行政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根据报道的内容，我们很难将郑光恩未给饮食摊贩办理卫生许可证的行为与发生食物中毒联系起来。食物中毒事件尤其是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发生有许多偶然因素，虽然加强卫生监管能减少食品污染和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但对人为投毒或从业人员误用等导致的化学性中毒很难通过日常卫生监管来防范。在本案中，有关部门从个体饮食摊贩使用的食盐及味精中均检出可以致人中毒量的亚销酸盐，说明存在误用或人为投毒的可能，即使郑光恩等卫生执法人员为该饮食摊贩办理了卫生许可证，可能也难以避免此次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此次中毒与郑光恩未给个体商贩办理卫生许可证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充其量只能说郑光恩的行为与食物中毒之间只是间接关系。出现食物中毒就将责任归咎于卫生执法人员没有尽到责任，进而追究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就如同一个居民小区内出现盗窃事件，就将责任归咎于负责该小区治安的派出所民警没有尽责而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一样荒谬。另外，现今卫生监督工作的保障能力远不能满足卫生监督机构及执法人员履行执法责任的工作需要，卫生监督机构及执法人员虽然知道有责任，但对很多执法工作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开展不了，或开展不好，这是事实存在的现实状况。一味地责任追究，并不能彻底改变卫生行政机关执法责任履行严重不到位的这一工作现状。因为想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是不现实的。

　 再次，按照《学校重大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学校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是指在学校发生的食物中毒事故中，一起中毒事故中毒100人以上或死亡一人以上的食物中毒事故。此起中毒仅35人，显然未达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标准，更未达到中国法院网报道中所说的特大中毒事件的标准。而即使达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标准，且卫生执法人员存在失职行为的，多数情况也宜按照《学校重大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并可提请学校所在地政府追究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

　 此外，放任县一中附近无证摊点长期经营的不仅是卫生部门，当地的工商、城管等部门也一样熟视无睹。根据国家工商局《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作为当地的工商部门，为什么就不被追究责任，而卫生监督部门就应该被追究责任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当前各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卫生监督执法体制不健全，卫生监管中出现一些失误，造成某些损失是难免的，这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必须与玩忽职守罪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相信，本案当事人对流动摊点不是没进行监管，只是监管未到位而已。街头流动饮食摊点集加工操作与就餐为一体，无防尘、防蝇、防鼠、餐具消毒等卫生设施，距发卫生许可证的要求相差太远，管理难度有目共睹，一方面政府要求解决再就业，另一方面是百姓的饮食卫生，卫生监督执法很难到位，更难于取缔。人民法院在审理玩忽职守案件中要注意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握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工作失误往往也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在这一点上与玩忽职守罪相同，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工作失误，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此外，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笔者认为，能够以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不要使用刑罚手段，这对节约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也大有益处。


趁夜偷鸡枪击人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李崇军


[案情]
2003年7月5日，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商量一同出去打（偷）狗，杜世洪向他人借了一支单筒猎枪。次日凌晨3时许，三被告人持猎枪出去找狗，未见到狗，便窜至吉水县阜田镇某村村民高世列家偷鸡。谭红忠、汪良斌进院偷鸡，杜世洪持猎枪在院外望风。当偷出两只鸡一只鸭时，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房内亮了灯，谭、汪二人立即跑出院外。杜世洪见状，即向房门开了一枪后逃跑，枪弹击中高家房门的门框。失主高世列及其弟闻声跑出房外，追撵三被告人未果。返回时，高世列在院门外拾得猎枪护木一块，高家两兄弟即蹲在院内守候。谭红忠等三人逃离现场后，杜世洪发现猎枪的护木丢失，担心无法还枪，便提出返回寻找。三人返回高家途中，汪良斌害怕被抓，未敢继续前行。到高家院门口时，杜世洪将猎枪交给谭红忠保管，自己进院寻找护木，杜世洪刚一进院，被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发现。高世列刚一起身，谭红忠即向他开了一枪，枪弹击中高世列下颌部，致其颈部动脉、静脉及周围组织严重破损，随即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理由是：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是盗窃的共犯，他们既有共同盗窃的故意，又有共同盗窃的行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后果承担责任。三被告人虽是以秘密窃取财物的目的到达现场，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发现失主（高世列）房内灯亮，即开枪威胁，抗拒抓捕。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由盗窃转化为抢劫，三被告人均已构成抢劫罪的共犯。谭红忠、杜世洪在寻找猎枪护木时，与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也应视为他们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谭、杜二人同样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列、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案情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三被告人从偷鸡至逃跑阶段，他们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所窃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杜世洪在院外望风时，看到谭、汪二人逃跑，又见失主房内灯亮，即向房门开了一枪，这可视为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但杜开枪的目的是快逃离现场，这一枪既没有直接威胁到失主，也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情节并不严重，又是在盗窃行为已实施终了的情况下开的枪，不存在盗窃过程中行为性质转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阶段，即从发现猎枪护木丢失到返回寻找的阶段。此时谭红忠、杜世洪返回现场是为了寻找护木，汪良斌担心被抓而未到现场。谭、杜二人在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准备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本着罪责自负的原则，应由谭本人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杜、汪二人都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三人经过共谋到高家偷鸡，谭、汪二人进院行窃，杜在外望风，这时院内院外都是作案现场。由于他们只偷得两只鸡一只鸭，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此时三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当他们的盗窃活动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谭、汪二人即逃出院外，杜世洪在院外向高家房门开了一枪。此时，他们还没有离开作案现场，杜世洪的开枪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杜开枪的目的，就是以暴力的方法阻止高家的人出来抓捕他们。枪弹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开枪射击本身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暴力行为，情节不可谓不严重。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劫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抢劫罪）定罪处罚。”杜世洪的行为符合这一规定，构成抢劫罪。但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各共同犯罪人只能对其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负责，不能对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行为负责。本案谭、杜、汪三被告人共同的故意是实施盗窃，在盗窃过程中杜世洪又突然开枪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已超出了共同的故意，是杜单独实施的行为，只能由他个人负责，谭红忠、汪良斌不应对此负责。后来，谭红忠、杜世洪在返回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失主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将高世列打死。由于此时他们再未实施盗窃，谈不上行为的转化，故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谭红忠的本人行为也只能由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与杜、汪二人无关。
综上，被告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