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及防范

三门县看守所　麻小平　郑　玑

摘　要：近年来，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成为影响看守所安全的突出问题。本文对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措施：高度重视，实施严格管理是基础工程；劳教结合，促进改造转化是治本之策；因材施治，矫正脱逃心理是有效手段；打防并举，实施综合治理是重要保障。
关键词：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防范对策

留所服刑罪犯是看守所依法监管的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判决生效时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罪犯。随着新《刑法》实施以来，留所服刑罪犯逐年上升，基本占了在押量的　分之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留所服刑罪犯脱逃时有发生，破坏了法律的实施，危害看守所安全；有的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后继续在社会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监管安全是看守工作的基石。本文从分析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入手，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措施。
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主观因素
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主要是由于其主观因素。具体地分析，有以下四方面因素：
1、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惯与严格的管理发生冲突。罪犯之所以犯罪，一般地说是因为他们受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腐朽没落的思想毒害而走向犯罪的。他们的行为具有贪婪性、残忍性和疯狂性。他们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恶不作，过惯了放荡生活。而入监后，其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人身自由被剥夺，与社会、家庭隔离，在严格的管制和严密的监管下强迫改造，接受审查。艰苦的生活环境更与入监前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他们自然而然地留恋旧生活，厌恶监房生活。尽管留所服刑罪犯被判处了较短的刑期，但当这种心理超过了对短期监禁的忍耐时就会产生脱逃的念头。
2、企图逃避惩罚。在所有罪犯当中，从他们被拘押之日起，其社会地位和环境就发生根本变化。人身自由的丧失、环境的刺激、罪责感的压力、严格的管理，对前途、工作、社会地位、家庭的忧虑等，在他们身上造成孤独无援、惊恐不安、心绪紊乱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再加上有的罪犯由于自己余罪没有彻底坦白交待，还留有尾巴，又怕别人或同伙揭发他的罪行，因而在监内整日惴惴不安。在趋利避害的心理规律支配下，逃避惩罚成为罪犯在实施犯罪到释放前各诉讼阶段始终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逃避惩罚的心理并不因罪犯的被抓获、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在其违法犯罪的主观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之前，逃避惩罚仍然是罪犯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留所服刑罪犯亦不能例外。
3、消极的意志品质。罪犯在被羁押后一般都会有脱逃的闪念。但绝大部分罪犯仅仅是一种想法，这是因为他们在分析评价主观条件、看守所安全警戒力量对比和脱逃后的被抓获的比率后而想脱逃但并不敢脱逃。而少数罪犯则将想法进一步发展为脱逃动机，难以抑制，继而千方百计付之行动。这类留所服刑罪犯往往具有动摇和顽固的消极意志品质。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帮助下，留所服刑罪犯有时也会确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的目标。但是，由于他们头脑中过去所形成的犯罪意识与所沾染的恶习太深，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人生态度，因而对稳固正确改造目标的意志脆弱，信心不足，缺少韧劲，坚持性差，反复性大。另外，有些留所服刑罪犯在被捕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的反社会性的犯罪意志。在被捕后，出于认识上的偏拗，对自己的行为不作理性反思，反而将犯罪作为自己长久性的行为目标，屡教而不思悔改；而且，往往较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较低地估计看守所安全警戒和公安机关的追捕力量。这样，或具有动摇意志品质，或具有顽固意志品质的留所服刑罪犯在产生脱逃动机后，一意孤行地进行脱逃准备，直到孤注一掷。
4、抵触报复心理。认罪是服法的前提，服法是认罪的同。一个罪犯只有真诚认罪，才能老实服法。少数留所服刑罪犯的恶习较深，他们在原有犯罪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往往把犯罪原因推向客观，或者是归咎于某种偶然的情景因素。他们要么怨恨政策法律对其太严，自己被判刑“冤枉”，要么怨恨别人检举揭发，使自己“挨整”，要么怨恨自己作案手段不高明，走了“霉运”，就是不考虑自己的犯罪思想根源和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内心不认罪、不悔罪，没有或者缺乏罪责感，思想上的抵触情绪较大。有的留所服刑罪犯在投狱前感觉对自己的处罚不公；投狱后，与其他罪犯刑期相比，感觉司法机关对自己处理过重，便以局部代替整体，从个别推断其余，把对司法机关的怨恨集中到对看守所干警上，抗拒、排斥改造，甚至作出严重违反监规和监管秩序的举动，不听劝阻和教育。当监管干警训斥和对其加戴戒具时，仇恨心理更重，萌发出报复心理，决心脱逃重新犯罪，报复社会，报复司法机关，甚至报复认为对自己故意刁难的监管干警个人。
二、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客观因素
主观方面的因素是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客观方面的因素则是诱发剂、催化剂，促使其将想法转化为具体行动。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监管工作有漏洞。这是促成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诱发性因素。由于留所服刑罪犯在看守所监管的时间短，一般都能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群体心理相对稳定，被认为是“放心犯”，不会出事；再加上看守所的主要任务是监管被依法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而有些看守所对重视对未决犯的监管而忽视对留所服刑罪犯的监管，留所服刑罪犯监管工作中漏洞百出。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认识有偏差，普遍认为看守所关押的留所服刑罪犯余刑大多数只在一年以下，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矫正其犯罪心理是难度很大的。因此也懒得多动脑筋。有的民警过高地估计和看待留所服刑罪犯的觉悟，放任自流，使留所服刑罪犯成了“自由犯”，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出入监区。二是管理力量薄弱。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人数少，由于各看守所警力紧张，而近几年来留所服刑罪犯的剧增，给看守警力带来很大压力，大多数看守所限于警力只安排一名民警管理，管理人员与管理对象相比悬殊；另一方面，是人员素质上低，公安机关领导对看守工作不够重视，认为看守所的任务就是关关放放，看看守守，只要保证安全就行了，对看守民警队伍建设不够重视，存在“干不好工作到看守所”的思想，在人员安排上往往是把工作上不适应刑侦治安等重要岗位的或年老体衰的等人员安排到看守所。三是管理制度松懈。有的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外出劳动时押解力量不足，有的甚至没有警戒押解力量就派留所服刑罪犯单独外出劳动。可见，宽松而漏洞百出的监管环境只会成为强化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动机的催化剂，客观上为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创造了良好条件。
2、改造环境不良。改造环境是影响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的重要客观因素。监管改造理论告诉我们，对罪犯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看守的正面教育(正效应)与罪犯原有恶习以及不良外界影响(负效应)问“正负效应抵消”的过程。留所服刑罪犯是一个个消极的个体，每个人都是“带菌者”，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势必构成一个教育基础最差、起点最低、改造难度很大的消极群体。在这样的消极群体中，犯罪类型、方式五花八门，犯罪心理千差万别，人生观、道德观、是非观、荣辱观扭曲，真假、美丑、善恶颠倒。看守管教警察的正面教育效应与留所服刑罪犯群体交叉感染效应相交锋比较，在时间上、空间上相对处于劣势。他们聚集在一个范围狭小的空间里，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各种不健康的品行、心理、犯罪伎俩和抗拒改造的情绪，在在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共鸣强化”，发生“深度感染”或“交叉感染”，可见，罪犯群体交叉感染的负面效应强弱与改造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看守所如果改造秩序稳定，改造风气健康，就会形成多数留所服刑罪犯改造端正的良好氛围，留所服刑罪犯“交叉感染”和“深度感染”的机会就少，他们受到良好的改造环境的熏陶和感化，就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改造心理，就不大可能产生脱逃心理，即使少数留所服刑罪犯想脱逃也难以得逞。反之，管教不力、制度不严、秩序不好，造成大量而密集的不良心理交流，导致留所服刑罪犯在看守所内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混刑度日，忽视改造，直至相互受到“传习”、“感染”，或是个人产生脱逃心理，或是相互拉拢、勾结脱逃，或是受拉拢、勾结、教唆、威胁而参加脱逃。另外，有的留所服刑罪犯认罪服法，悔过自尊，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向政府靠近，服从管教，而遭到落后留所服刑罪犯的讽刺甚至打击却得不到管教干部的帮助而产生脱逃心理；有的不愿跟“牢头”、“狱霸”做坏事而他们的虐待，打骂等等，但却因各种原因正不压邪而产生恐惧心理，希望逃跑脱险。总之，不良的改造环境能刺激留所服刑罪犯萌生脱逃思想。
3、留所服刑罪犯家中发生重大情况。大部分留所服刑罪犯入监后产生一种被社会、家庭抛弃的孤独感，迫切希望得到亲人的关怀和谅解。如果他们的家庭发生突变，如家庭与其断绝关系，妻子闹离婚，家人生重病或死亡，家人被欺负等等，都使留所服刑罪犯情绪产生波动和影响，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就会焦躁不安，心急如焚，难以控制内心的痛苦，思家心切，便想方设法逃跑回家看看。也有的留所服刑罪犯认为脱逃后能得到家庭的包庇纵容，有亲友处落脚，就会千方百计脱逃，逃避惩罚。
4、过度重视劳动改造，忽视思想改造。毛泽东同志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改变世界的伟大理论的基础上，在如何改造罪犯这一现实性世界难题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对罪犯要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教育他们，强迫罪犯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被依法确认的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经验，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狱、看守所的显著标志。但是，一些看守所版面追求经济效益，让留所服刑罪犯承担大部分的生产劳动任务。留所服刑罪犯大部分的改造时间和精力都被用去参加生产劳动，无法系统地接受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再加上经常参加超体力劳动，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生活卫生条件太差，容易产生规避劳动的脱逃心理。当面对包括脱逃在内的各种危害看守所安全因素的“诱惑”和刺激时，违法犯罪的思想观念没有知名度转变的留所服刑罪犯是很难抵御的。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1962年3月22日在听取原公安部领导汇报时指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 周思来同志1956年7月15日在《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长联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这些指示虽是三、四十年前作出的，但至今仍振聋发聩，富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影响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的客观因素还有管教干部的管教方法不当，简单粗暴以及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自然因素等，这些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构成其脱逃心理形成的条件，也应予以注意。
三、留所服刑罪犯脱逃防范对策
高度重视，实施严格管理——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基础工程
我国看守所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严格管理。它要求对包括留所服刑罪犯在内的所有看守所羁押对象都要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采取有效的方法、措施实施监管。但长期以来，许多看守所只重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严格管理，忽视或者说相对忽视了对留所服刑罪犯的严格管理，导致对留所服刑罪犯的监管工作漏洞百出，形成了很大安全隐患。我们必须严格对留所服刑罪犯的管理。这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不但看守所领导要重视，而且全体看守干警也要重视。要切实转变以往的认为留所服刑罪犯刑期短，平时表现“好”、“不会脱逃”而可以放松或适当放松管理的麻痹心理，提高警惕，增强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安全意识，从而将留所服刑罪犯与脱逃可能性更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视同仁地进行严格管理。这是前提。如果思想上不重视，即使建立完善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也会在管理中有章不循、循章不严，使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要落实各项监管留所服刑罪犯的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制度是根本保障。要加强制度建设，并严格按制度管理、约束留所服刑罪犯的言行，严密看管留所服刑罪犯，防止“自由犯”等现象的出现。要特别重视在一些容易出现脱逃的环节如押解、出所劳动、就医、探亲、会见等的制度建设，并不折不扣地按制度的内容和规定实施管理。凡是制度明确规定的内容，必须遵守和执行，确保安全。
第三，要加强留所服刑罪犯监管力量。要挑选政治素质可靠、业务能力强的民警从事留服刑罪犯监管工作。要根据实际需要，佩足数量保证民警有精力在现场进行管理，有时间进行因人而异的教育，有时间备课，有时间开展文体活动。有条件的看守所，可成立留所服刑管理组，专门担任留所服刑罪犯的监管职责。同时，对留所服刑罪犯管教民警的管理和教育给予特别的关注，不断教育民警提高对工作任务重要性的认识。积极鼓励他们外出到监狱、兄弟所参观学习，取人之长。在添置教育用的书籍和办公用品方面，尽力给予保障。领导要经常找他们谈话，与公检法司等单位联络，从内外了解民警的思想和工作状况。发现有不良倾向的及时予以指出，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必要时立即予以岗位调整。
劳教结合，促进改造转化——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治本之策
科学证明，没有天生的犯罪人，绝大多数罪犯也是可以改造好的。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还说：“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罪犯改造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根据这个方针，看守所监管留所服刑罪犯要把改造其成为认罪服法、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守法公民作为最终目的。作为改造罪犯的前提和基础，维持监所的安全与稳定，管理也只是治标的手段，教育改造才是维护监所安全的治本之策。因此，在留所服刑罪犯监管工作中，要始终把其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留所服刑罪犯的思想改造，在模式上，既要确立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改造罪犯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之中，体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精神；又要在具体的操作中加强基础性常规政治教育课，同时做到紧扣各个时期、各个单位监管改造工作的重点，围绕罪犯思想出现的新的变化，加强专题性、应时性、阶段性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内容上，既要突出“人生观、法制纪律、道德品质、认罪服法、爱国主义”等五大重点内容，又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的新观念、新思维，使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方式上，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努力形成高压态势，又要注重从小处着手，使罪犯听得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入耳入脑。在导向上，既要大力宣扬主旋律，弘扬改造正气，又要及时抓住罪犯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做到因势利导，化瘀解惑，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针对当前罪犯思想改造“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实，要把思想改造工作指标和质量指标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体系之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和相应的分值，使思想改造工作指标成为刚性指标，便于检查和考核。各级领导要支持职能部门按规定和制度进行督查，在职能部门工作遇到困难和阻力时，要为他们助威、撑腰。
当然，加强思想改造并非说就要不要留所服刑罪犯参加劳动。这是矫枉过正。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劳动改造罪犯的手段将成为世界性矫治罪犯手段之趋势。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我们在做好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要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地组织留所服刑罪犯参加劳动，并做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使其逐步形成“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光荣”的观念，摒弃“不劳而获”的恶习，不至因畏惧劳动而脱逃。具体地说，首先，要从有利于改造人教育人的原则出发，选好劳动项目。劳动基础上必须符合技术系数低、安全系数高，有利于劳动改造等特点。特别是要防止危险物品和违禁品等带入监区，给管理埋下祸根。其次，要明确生产任务、落实生产指标，不能为了抓经济效益抓创收而一味地压任务、下指标。下达生产任务要从在押人员的具体实际出发，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因人而宜分配任务，既起到约束在押人员，又促进思想改造的效果。第三，要加强生产劳动管理工作，措施要到位并切实可行。要确定专人负责抓生产劳动日常管理，严格劳动纪律，做到按时开工、按时收工，劳动人数要随时清点，劳动工具定期检查，及时收缴。要建立相应的生产劳动管理制度，建立检查考核标准，对完成生产任务较好的罪犯适当进行表扬、记功等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依法给予减刑或假释，以提高劳动改造积极性，充分发挥劳动改造的效果。
因材施治，矫正脱逃心理——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有效手段
对存在脱逃心理的留所服刑罪犯，要针对其脱逃心理形成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教育，矫正脱逃心理。
打防并举，实施综合治理——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重要保障
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单靠一种手段，容易导致顾此失彼。要进行准确的个体预测，并严厉打击脱逃行为，震慑留所服刑罪犯群体。只有这样打防并举，多管齐下，才能彻底整治好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事故多发的现象。
首先，要做好预测、预防工作。事先预防胜于事后打击。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前一般都有反常的表现，有的忐忑不安，惟恐看守干警发现，极力掩饰其内心活动；有的还会着手实施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工具、“不小心”逾越警戒范围观察环境、勘测线路等。看守干警要通过直接观察、耳目反映、监控技术等手段，积极发现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蛛丝马迹，细微症候，并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留所服刑罪犯脱逃进行准确地预测。对确定有脱逃迹象者，要加强监管控制，采取有重点的防御措施，也可以由其他表现好的留所服刑罪犯对有脱逃危险者进行全天候的值班“包夹”。同时，经常开展政策法律教育，对那些有脱逃危险的人犯加强政策攻心，感化教育、形势教育、道德教育、前途教育，切实打消其侥幸心理、冒险心理，使明白“三个逃不了”（即人逃不了，刑期逃不了，罪恶逃不了）、“四个要增加”（即增加刑期，增加罪恶，增加亲属怨恨，增加自己的痛苦），促其交代脱逃动机，彻底放弃脱逃念头。
要掌握脱逃规律。留所服刑罪犯脱逃一般多发生在夏秋两个季节和重大节假日期间，多半是夜间脱逃。脱逃对象多为三十岁以下的盗窃犯、抢劫犯、诈骗犯和惯犯。脱逃的方式多为越墙、钻洞、冲闯、出去看病乘人不备等。针对上述规律，每年要在六至九月间，突出重点抓好安全防范工作，查问题、堵漏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留所服刑罪犯脱逃。
要切实掌握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方法。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一般地说以下几种：①排查法。这是一种常规的方法，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亦即干警全员参与，群策群力，认真排查监管安全中的隐患和漏洞。此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抓住几个要点：一是要常查。做到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隐患除去了，新的隐患又会产生，而人在常态下进行一种规律性运动时，易产生惰性，久而丧失警惕性，诱发监管事故的发生。二是要细致。对重点部位、细微之处、易漏育点，要一个个排，一个个查，每次排查，都要像第一次上岗一样，精心对待，细致周到，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三是要轮排互查。多层次互查，如推磨般轮流互相检查，互挑毛病，以此提高排查质量。②模拟法。模拟法就要多模拟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种种可能情况，多设想、多防范。甚至应从犯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思考。如果我是一名想脱逃的犯人，将会如何去想，如何筹划，又将会采用什么方法，选择什么时间，从什么部位逃出去。要把问题想象复杂一点。比如说，在脱逃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将用什么办法去解决，是常规的，非常规的；柔性的，刚性的；迂回的躲避、直接的暴力。需知当一个罪犯一旦产生脱逃的念头之后，他就会整日冥思苦想，针对看守所的控防体系来规划自己的行动线路，如果我们模拟他们去思考，就能进一步发现工作中的阙漏之处，防患于未然。③实证法。实证法就是借头脑思考的方法，亦即挑选一批犯人，让他们构思脱逃的计划。这种方法是对前面方法的补充，因为你无论如何去换位模拟，均不如罪犯本人来得更直接、更真实。使用这种方法应当注意两点：一是要让犯人放开思考以从中发现一些可资我们参考和利用的东西。二是要讲究谈话技巧，调整好谈话氛围和语境，同时要兼顾到一些负面影响，尤其不能产生某些方面的误导作用。三是选择实验的对象要从其犯罪类型、籍贯、年龄和现实表现诸方面综合考虑，调查面要宽，要有典型作用，而不是随便抓几个过来凑数。④刺激法。刺激法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一些检查、排模、评比等活动，刺激人的思维使之兴奋。客观地看，看守所干警活动范围相对狭小，接触面比较窄，每天所进行的工作变化不大。当人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环境和模式中进行惯性运动时，就容易产生惰性和思维麻木现象。用刺激法，就是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和思维系统，使之回复运转，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运用这种方法时，就要注意调整刺激的频率和方法，掌握适中，充分调动广大干警的积极性，使之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给罪犯任何可乘之机。
其次，要加强打击。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脱逃迹象并证据确凿的，要依监规从严处理。对已经脱逃的，要及时通知有关公安机关，并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将脱逃犯尽快捕回。对捕回的看守所留所服刑逃犯，要依法追究其脱逃的刑事责任，并在看守所内公布人民法院的加刑判决，以震慑其他有脱逃心理的留所服刑罪犯。对主动坦白交代脱逃动机和脱逃后自动归案的要依法从宽处理。通过这些宽严相济的处理措施，使多数留所服刑罪犯受到教育，少数想脱逃的留所服刑罪犯发生意志动摇，下不了脱逃的决心。

主要参考文献：
唐兢，胡凯：《论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防范》，《政法学刊》，第18卷，第3期，2001年6月。
王守军，吕泰明：《防逃四法》，《监狱理论与实践》。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

□卞耀武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体现这项方针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便是当前一项重要的课题和迫切的任务。通过参与调查研究，考察相关的经济运营、制度变革、发展需求情况，对其作出如下分析并就其改善途径提出建议。

法制环境是非公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

　近十几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有些省市还远高于这个比例；为一大批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税收贡献逐年增大；增强了市场活力，逐渐造就多元竞争的发展环境；适应了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了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要的能力，推进了市场繁荣。
　　在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重要力量，它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日渐宽松、日渐改善的法制环境作为必要的保障。这个法制环境有四项重要的体现：首先是宪法几经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宪法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法律依据。第二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和权益保护，最具权威性的是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还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些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其发展铺设了宽广的法律大道，是非公有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法律总框架。第三是以宪法原则为依据，十多年来陆续制定了一批体现基本经济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促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法律。比如，从以所有制立法转变到以责任形式、投资形式立法，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据以构建多元的市场主体；逐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制度，日渐确立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法律原则；坚持推行市场的公平竞争，逐步形成鼓励、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优胜劣汰的法定规则，这些法律规范的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清除了许多制度性的障碍。第四是逐步形成了一批传导宪法原则和法律规范的具体制度、具体运作体制、具体管理方式，直接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营造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为宽松的环境，激发和保护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收到了成效。自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涉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达四十多部，行政法规、法规更是数以百计，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资源配置、生产要素使用、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等多个方面，创设制度，建立秩序，排除障碍，鼓励发展，有步骤但又是积极地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关系，营造能促进这种发展的法制环境。
　　当然，这样的法制环境形成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融合在一起的，现实的发展推动着法制建设，法制的建设又为发展提供保障并促进进一步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个日渐适应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中实现的，而实践也表明，一个从基本面能起促进作用的法制环境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必不可少的保证条件，应当充分重视这个环境的形成和改善。

营造更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

在我国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在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实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不但要有相应的经济、技术措施，而且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营造更有利于其发展的法制环境。这个环境简单地说，就是指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诸多制度性因素综合形成的外部条件。或者进一步地说，这里所指的法制环境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运营、发展、权益保护等有密切关系的，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或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外部条件，它能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或者有直接影响。法制环境的这种特性，包括其内涵与表现形式，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的需求，对国家管理职能给予支持、保护的依靠，对其内在发展需求转化为发展现实的期待。这些都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有国家的支持、引导，而国家的政策方针则需要演进为具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也可以说，这是实施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
　　当前，营造更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制环境，应当树立的观念和应当遵循的原则为：一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的现状出发，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对待所有制问题；二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所有制形式，两者不是对立的；三是应当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四是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共同的规则，同样地受法律保护；五是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六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政府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事业，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总之，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是坚持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消除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按照上述的观念和指导原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应当具体到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1、建立鼓励、支持创业的机制，为多种所有制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激励人们创业的积极性，消除由所有制造成的创业制度方面的障碍。
　　2、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不以所有制的不同论高低，不因所有制的差别而受到歧视，实施差别待遇。
　　3、各级政府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按各自的职能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政企分开，建立提高市场效率的机制。
　　4、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确立为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所需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体制以及有关的调整、组合制度。
　　5、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公正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合格的各类主体有机会进入市场竞争的领域。
　　6、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从制度上破除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保障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各类企业在统一的大市场中参与竞争。
　　7、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各类市场主体按各自条件自主配置生产要素。
　　8、各种所有制的投资权益受法律保护，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形成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受法律保护的环境。
　　9、形成鼓励、支持社会各种人才在各种所有制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各显其能，公正地承认他们获得的成果，不因所有制的不同从制度上给予不公正的待遇。
　　10、形成鼓励、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体制，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1、推进形成公正执法的环境，对各类市场主体和当事人，不分所有制、不分地域都公平对待，遵循非歧视原则，平等保护其合法权益，不以保护某一种所有制的权益而损害另一种所有制的权益为代价。
　　12、形成以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结合为基础的，有助于维护法律环境的观念和原则，如法制观念、共同发展观念、公平竞争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消除差别待遇原则等。
　　以上十二项内容是根据已有经验和现实需要列举的，虽然还不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法制环境的全部内容，但也力求反映其发展的基本需求。在营造这样的法制环境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要求为非公有制经济另立一套行为规则，另行制定若干从所有制出发的法律法规，而是应当强调一体遵从反映国家意志的共同行为规则，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对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公平对待，平等保护，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也并不是企求去违背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宗旨，以一种差别待遇代替另一种差别待遇，消除一种制度性障碍的过程中又造成新的制度性障碍，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的。当然，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就某些与所有制有关的特定的事项由国家立足整体利益统盘考虑，制定法律法规，这也是并行不悖的，总的目的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当前法制环境不适应的九种表现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从而在肯定发展成就，感受一个较为有利于发展的环境的同时，又根据党的十六大的方针以及对进一步发展的期待，审视当前法制环境中不适应之处，就是一种发展的需要，并且在对这个法制环境的内涵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更有助于寻找差距，促进改善。
　　现实中反映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法制环境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于下列九个方面：
　　首先，在能对法制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观念上有一些是不适应的，比如，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模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偏见，以所有制划线论高低，思想没有能从所有制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观念上的滞后导致缺乏冲破制度性障碍的勇气，从而影响法制环境的营造。
　　其二，在一些领域、一些制度中仍然留有歧视性的规定，相同的事情、相同的行为，因为所有制不同就实行不同的待遇，比如税收、技术改造、财政支持方面都有事例。
　　其三，对非公有制的合法财产权益法律保护力度不够，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不完善，侵害非公有制企业财物的情况较多，乱收费、乱罚款，自立名目伸手索要钱财，而一般的非公有制企业处于弱势，难作拒绝。
　　其四，市场准入不规范、不透明，对非公有制经济限制较多，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市场准入范围不一样，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经营等领域，对非公有制进入擅自设立禁区，增大难度。
　　其五，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缺乏具体的制度保证，甚至从制度上限制了平等使用，在生产要素的流动、配合上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比如在资金融通、土地使用等方面都还难以做到实际上的平等使用。
　　其六，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仍有不少障碍，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仍存有束缚公平竞争的陈规旧习，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干扰建立全国开放、统一的大市场，往往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竞争中求发展。
　　其七，执法不公，随意性大，一些执法活动中，未能使各类企业享有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权利，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和当事人，会在执法中出现不同的结果，与之相联系，还有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更易于损伤以非公有制居多的中小企业。
　　其八，一些政府机构行政干预过度，审批事项过多，审批行为不规范，审批环节繁杂重复，有些审批条件是针对所有制而设立的，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创业，压抑了运营活力。还有些是该管的不管，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应当有作为的而不作为。
　　其九，有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市场主体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有的缺乏职业道德，不讲诚信，不尽社会责任，搞不正当竞争，损害了自身的形象，招致社会的指责，降低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信任程度，为营造促进其发展的法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应当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在营造这个环境的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在积累，而不适应之处会逐步显露，这是发展的轨迹，消除不适应部分，排除制度制定和实施中的弊端，将是进一步发展非公经济和推进法治进程的当务之急。

改善非公经济发展法制环境的十二条途径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法制环境的前提，衡量这个法制环境的基本标准为，它是否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相适应，或者说它是否具体体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根据这样的前提与要求，所要努力的是积极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完善更富有活力的、更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机制，完善相关的制度。当然，在作这样的努力时，大力倡导转变作风、更新观念是必不可少的，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它还不能代替法制环境的营造、制度的建设，包括制度的创新和消除制度性障碍。最佳的方式是作风、观念的倡导与扎实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结合，有效地传导宪法原则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当前应当考虑的途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