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传统上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的具体危险是在外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被观察到的一种事实状态，在此状态中有对象陷在其危险效力范围内，而与实害发生有密接可能性。换言之，具体危险概念的重点在于，必须是个案内的行为确实已制造出一个法益客体陷于险境，情况危急的状况，所以说，在个案中究竟有没有具体危险状态出现乃犯罪成立与否的前提，法官应依据一般因果性法则即一般生活经验来检验某个个案中的事实状态，采事后判断的方式，审查事实上对于条文欲保护的法益客体是否存在着实害发生的密切可能性。这也是我国的刑法文献所强调的，具体危险犯必须产生一个具体的危险结果，而法官在个案中必须一一去认定是否己有危险结果发生。抽象危险犯系指，依据一般日常生活之重复经验得到的惯例知识，呈现出某一类型的行为方式对于法益的侵害有“危险性”或者说“风险性”。抽象危险犯就是立法者经过一定数量的事例观察，将经验上具有“损害危险性”的行为抽离出特征，以之作为条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抽象危险犯的重点在于“法益受侵害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即使完成了构成要件所描绘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言，其侵害的发生仍不确定且不明显。而这样的“损害发生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会引起刑法的重视，是因为该行为对法益侵害具有独特的危险性。正如骆克信教授指出，“抽象危险犯是一个行为的独特的危险性，被当作刑罚制裁的原因，行为的可罚性，与实际上是否出现危险状态无关。” 对于这一分类有无实质意义理论上有肯定说也有否定说，持否定论的学者如许玉秀教授，她从其它角度指出“看不出来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在举证法则上可能受到什么差别待遇”，又谓“其实从所谓抽象具体危险犯这种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没有办法将危险毫无困难的区分为抽象或具体，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没有实益”。 史卫忠博士也认为“抽象危险犯为多余之物，又给司法擅断提供了可乘之机。” 德国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在概念上与举动犯是一样，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应当予以放弃。　

　　我个人认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界线虽然不明显但是从立法上来看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危险行为模式，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虽然同属于危险犯的范畴,但二者无论是从特征上,还是对“危险”含义以及存在形态上均有所不同。首先,在具体危险犯中,危险是理所应当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抽象危险犯的规范特征是,危险不是该犯罪构成的要件,而是该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的根据。因此,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其次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最后,具体危险犯,在个案上已经引起刑法所保护客体的危险,故具体危险犯是广义的结果犯,此为欧陆刑法理论通说所共认。而抽象危险犯,是单纯处罚行为人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的危险性,故有人认为是行为犯之一种。因此,二种犯罪类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应该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及处罚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放火罪和醉酒驾驶，放火是危险犯，醉酒驾驶也是在刑法中讨论很热烈的能不能入罪的一个危险行为，一但入罪只能是危险犯，但是二者的危险存在着不可掩饰的不同，放火的危险是很现实的危险，因为放火行为我们可以预测到大约有多少财产将受到损失而醉酒驾驶就不同了，虽然是醉酒驾驶，不一定就会发生危害后果，甚至即使会发生危害后果，在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到危害后果有多严重，总之，其危险性具有不可估量性，只能是说这一行为是危险行为，可能或很可能会给公共的财产、人身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分类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很多学者对具体危险犯问题的判断、认识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抽象危险犯虽然是近来刑法理论的大热门,但相比于长久以来对实害犯及具体危险犯的研究,抽象危险犯的研究显得微不足道。尤其,在面临风险社会冲击的变革时代,刑法常常面临诸如环境、食品、医疗、金融、交通或者是生物科技等领域突发灾害的反复冲击,但是基本理论面欠缺,常常反而是造成刑法对此鞭长莫及或是不相凿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里对抽象危险犯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述，试图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依据和正当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基础及其正当性的讨论，其文章虽已为数不少，但由于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可罚性依据,而传统刑法责任主义认为,刑罚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行为对特定的法益有危险或造成侵害。抽象危险犯似乎没有法益侵害与法益危险,因此依照传统刑法,处罚抽象危险行为与责任主义刑法的原则不兼容.因此对于抽象危险犯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实践中立法、司法的可行性，是一个重要而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在欧陆法系中,危险犯的立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处罚早期化的情形之一。在具体危险犯的场合,刑法之防卫线向前移置,在侵害结果出现前即给予处罚,是考虑该行为对法益侵害之危险性相当高,如不予以处罚,恐将造成更大损害,因而在实害尚未发生前即给予截堵处罚,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及国家安全,人民之生命及财产等法益将因而受到更周全的保障。而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甚至在真正的危险状态尚未切实存在的情况下,刑法即以正犯之既遂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提前对其施以刑事处罚措施。因而,较之具体危险犯而言,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置中,刑法的触角又继续向前延伸,其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因而抽象危险犯更应当被视为处罚早期化思想的典型体现。

　　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基础是基于风险社会风险控制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贝克首先系统全面的提出的，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后,迅速引起西方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纷纷在贝克的理论基础之上对风险社会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

　　抽象危险性理论是德国的通说,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之上。如雅科布斯认为,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是因为特定的行为方式或带有特定结果的行为含有超离个案的一般危险性。 耶赛克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的前阶,其处罚理由从其行为对于特定法益的一般危险性即已表现出来。危险结果的发生,并不属于构成要件,因为有关的行为足以典型的惹起危险。基于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处罚理由,很多学者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抽象危险犯遭到了责任主义原则的强有力的质疑。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罪责原则的意义在于,必须要有对具体个别的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方能认为有责任。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为拟制的危险,并非为具体个别的法益的危险或者说拒绝对具体个别法益的危险进行判断,更缺乏对该法益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所以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或罪责原则。 除此之外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来看,抽象危险犯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日本刑法界有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以危险拟制为基础的抽象危险犯欠缺与保护法益具体相关联的行为,对这种欠缺“行为”的处罚其处罚根据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义的。虽然有这些质疑，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利益保护的需要，抽象危险犯还是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其存在符合刑法的预防功能也是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条件下自我决定能力的有限性也有待于国家通过对某些行为抽象危险犯类型化以充分履行国家保护人民的职责。对此我国台湾学者王皇玉博士指出,首先,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对于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也可以说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措施。如果刑法的犯罪处罚结构坚守在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的范围内,对于刑法的保护而言,无疑呈现出不力与迟延之态。其次,对于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法益实现条件的确保。因为法益保护并非对于孤立或静止状态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还应该进而考虑到保护人们得以理性支配与运用这些个人利益的机会、条件与制度。没有实现机会与条件的利益只是虚假的利益,同样,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利益也不可能持久而真实的存在。但是,对于那些作为法益得以实现与发展的机会、条件与制度,不能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存在,而应该通过一些前瞻性的法律措施,使其能够得到保护和维持。
论新时期监狱职能的强化

程党博


金秋十月，举世瞩目的十七大在北京胜利召开。通过学习报告，笔者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国家过去五年的辉煌成绩。改革步伐的深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持续高涨，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绕月顺利，实现了华人登月的梦想。在欣喜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犯罪低龄化、犯罪团伙化、犯罪率增高以成为影响当前稳定局势的重要因素。社会不稳定，经济就难以有好有快的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面对当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狱内在押犯构成日益复杂，改造与反改造斗争日趋激烈的同时，更要明确并不断强化自身的职能。新时期监狱工作同样面临着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加快发展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正确的行刑理念为先导，努力夯实发展基础，改革管理体制，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强化监狱刑罚执行的基本职能，更好地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首先，充分发挥监狱的保障职能 保障职能，是监狱的基本职能，也是监狱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首当其冲更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罪犯，大多数是再社会化过程中的失败者。他们对社会、对他人都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试想这些人流窜到社会，那将给社会综合治理带来多大的压力，给社会稳定埋下多大的隐患。监狱只有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把服刑人员监管好，保障这些“失败者”不流入社会，安安心心在监狱接受改造，接受再社会化，那将是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最大保障。基于此，笔者认为：（一）要对监狱人民警察体现“以人为本”。监狱工作归根结底要靠监狱人民警察来完成，监狱工作成效的高低，罪犯改造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警察队伍的综合素质。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警察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和专业化建设，在从严治警、依法管警、素质强警、切实保障的同时，也要坚持从优待警，满足警察的个性化需求，强化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努力造就一支 忠诚可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秉公执法、训练有素、业务精通，适应新时期罪犯改造工作需要的新型高素质警察队伍，为监狱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二）切实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先进科学的基础设施，是“两个安全”的重要保障。我国西部地区部分监狱的基础设施落后，监管设施相对落伍。这就要求监狱机关积极寻找改建机会，从有利于强化监狱刑罚执行职能出发，通过撤销、 合并、搬迁和改建、扩建等多种方式，对监狱布局进行调整优化，逐步建立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完备、保障有力的新型监狱体系，实现行刑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监狱与社会的协调，为监狱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其次 劳动改造功能与惩罚功能 劳动改造是指我国监狱对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通过组织其参加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劳动而进行改造的一种执法活动。监狱的基本属性就是强迫他人意志，服从统治阶级的意愿，迫使罪犯接受劳动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改造是我国改造罪犯的特色之一，也是一种改造基本手段。通过组织劳动使罪犯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改造思想、矫正恶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劳动，让罪犯明白自身的价值，在劳动中学习技能，为以后的新生打下基础。
监狱，是国家的主要刑罚执行机关。罪犯，是对社会、对他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而被强制的对象。罪犯进入监狱，就是来接受改造，接受国家法律对其的惩罚。有干警认为只有让罪犯干苦活、干累活才是对罪犯的惩罚。笔者认为：对一个人的惩罚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失去自由，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失去自由是莫大的痛楚。监狱而言，惩罚罪犯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惩罚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而劳动改造就目前而言，是惩罚罪犯的方式之一。在此，就必须正确处理劳动与惩罚的关系，要时刻明白罪犯也有人权，不能一味的强调惩罚，超负荷、超体力、超时劳动，忽略罪犯在劳动中的合法权益。
最后 矫正功能 矫正罪犯是指矫正其思想，矫正其心理，使其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在西方发达国家，把监狱称为感化院、习艺所，犯罪人就是在感化院、习艺所矫正其恶习和不良行为的。目的刑思想的代表李斯特就讲“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不使为害”。这样，刑罚对于可以教育矫正的罪犯应是教育矫正的手段，而对于那些不能矫正或无法矫正的不使为害。随着教育刑思想的广泛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矫正罪犯的恶习作为监狱工作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国务院国发〔1995〕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了监狱工作要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在当前提倡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监狱干警对罪犯的认识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罪犯也是人，罪犯只是犯了错误的人，罪犯来监狱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也在接受再社会化教育。监狱工作总体而言没有刑警那样威风刺激，许多干警总认为监狱工作只要“吃的饱、干的好、管得住、跑不了”就可以了。然而，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稳定的社会治安下，更要求广大监狱干警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在以往“吃的饱、干的好、管的住、跑不了”的基础上再加上“改造好”。平时的工作中，要善于发现罪犯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消除犯群中的不安定因素。对于犯了错误的服刑人员，要善于通过教育手段来劝化，用干警的个人魅力去感化罪犯，不能一味强调专政，轻者手铐上墙，重者拳脚伺候。笔者认为在矫正罪犯过程中应从以下入手：（1）结合社会实际教育罪犯。在教育过程中，贯穿讲解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以及社会进步趋势，使罪犯教育内容充实新颖，避免因内容枯燥致使教育流与形式，同时实现改造过程的社会化，要针对罪犯在服刑改造的入监阶段、中期阶段、出监阶段不同的心理特征和改造表现，合理采用不同的改造手法，确定各个时期教育的重点，同时有选择地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监狱进行帮助教育。（2）充分调动罪犯的矫正积极性，变“要我矫正”为“我要矫正”。基层干警应该积极的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教育方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美化教育环境；另外，必须坚持因人施教，从每 个罪犯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运用教育改造、生产劳动和狱政管理三大改造手段，辅之以必要的心理矫治，对罪犯进行“触及灵魂”的彻底改造，促使罪犯洗心革面，从根本上转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改造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
监狱工作是一件烦琐的事情，更是平凡的事情。，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积极探索新的管教方式，建立监管安全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监管场所的长治久安。（作者单位：陕西崔家沟监狱十八分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