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0年11月12日，最高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现就人民法院在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解答如下：
一、关于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
（一）联营各方因联营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所发生的经济纠纷，如联营投资、盈余分配、违约责任、债务承担、资产清退等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联营各方因联营体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组成等管理方面的问题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关于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因不同的联营形式而有所区别：
1、法人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法人型联营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合伙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合伙型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3、协作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由联营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确有困难的，如法人型联营体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合伙型联营体应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而未办理注册登记，或者联营期限届满已经解体的，可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关于联营合同的主体资格认定问题
（一）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企业法人或者事业法人联营的，也可以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
（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未经法人授权,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联营合同；擅自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联营合同且未经法人追认的，应当确认无效。
党政机关和隶属党政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军事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和各种协会、学会及民主党派等，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
四、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
（一）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联营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
（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三）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作为联营一方依法向联营体投资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享固定利润，但亦应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
五、关于在联营期间退出联营的处理问题
（一）组成法人型联营体或者合伙型联营体的一方或者数方在联营期间中途退出联营的，如果联营体并不因此解散，应当清退退出方作为出资投入的财产。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已不存在或者返还确有困难的，折价偿还。退出方对于退出前联营所得的盈利和发生的债务，应当按照联营合同的约定或者出资比例分享和分担。合伙型联营体的退出方还应对退出前联营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联营体因联营一方或者数方中途退出联营而无法继续存在的，可以解除联营合同，并对联营的财产和债务作出处理。
（二）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条件而中途退出联营的，退出方应当赔偿由此给联营体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但如联营其他方对此也有过错的，则应按联营各方的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六、关于联营合同的违约金、赔偿金的计算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联营合同订明违约金数额或比例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处理。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或比例过高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经济损失酌减；约定的违约金不足补偿实际经济损失的，可由赔偿金补足。联营合同订明赔偿金计算方法的，按照约定的计算方法及实际情况计算过错方应支付的赔偿金。联营合同既未订明违约金数额或比例，又未订明赔偿金计算方法的，应由过错方赔偿实际经济损失。
七、关于联营合同解除后的财产处理问题
（一）联营体为企业法人的，联营体因联营合同的解除而终止。联营的财产经过清算清偿债务有剩余的，按照约定或联营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联营体为合伙经营组织的，联营合同解除后，联营的财产经清偿债务有剩余的，按照联营合同约定的盈余分配比例，清退投资，分配利润。联营合同未约定，联营各方又协商不成的，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二）在清退联营投资时，联营各方原投入的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已不存在或者返还原物确有困难的，作价还款。
（三）联营体在联营期间购置的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不能分割的，可以作价变卖后进行分配。变卖时，联营各方有优先购买权。
（四）联营体在联营期间取得的商标权、专利权，解除联营合同后的归属及归属后的经济补偿，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商标权应当归联营一方享有。专利权可以归联营一方享有，也可以归联营各方共同享有。联营一方单独享有商标权、专利权的，应当给予其他联营方适当的经济补偿。
八、关于无效联营收益的处理问题
联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联营体在联营合同履行期间的收益，应先用于清偿联营的债务及补偿无过错方因合同无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或者因合同内容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导致联营合同无效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联营体在联营合同履行期间的收益，应当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收缴，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对联营各方还可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
九、关于联营各方对联营债务的承担问题
（一）联营各方对联营债务的责任应依联营的不同形式区别对待：
1、联营体是企业法人的，以联营体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联营各方对联营体的责任则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抽逃认缴资金以逃避债务的，人民法院除应责令抽逃者如数缴回外，还可对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2、联营体是合伙经营组织的，可先以联营体的财产清偿联营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抵债的，由联营各方按照联营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以各自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未约定债务承担比例，联营各方又协商不成的，按照出资比例或盈余分配比例确认联营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合伙型联营各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对联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3、联营是协作型的，联营各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分别以各自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以提供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参加合伙型联营的，应当按照联营合同的约定承担联营债务，如合同未约定债务承担比例的，可参照出资比例或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
（三）以提供技术使用权作为合伙型联营投资的联营一方，应当按照联营合同的约定承担联营债务，如其自己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清偿联营债务的，可以一定期限的技术使用权折价抵偿债务。
1990年1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的电话答复
1992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闽法研字（1991）第134号《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我们认为，计算被盗的装配过程中产品零部件的价值，凡市场有该零部件零售价的，应按作案当时当地国营商店零售价格计算；零售价不明的，应请当地物价部门核定，或者请主管部门估价。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问题的请示 闽法研字〔1991〕第13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法院在审理盗窃案件中，遇到了被告人盗窃正在装配过程中的物品的情况。对这种行为定盗窃，审判实践中没有异议。但对如何计算盗窃数额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厦门市黄文彬、蔡宏斌盗窃申诉一案。1988年3月中旬，原审被告人黄文彬在驾驶厦门工程机械厂汽车运载装载机轮胎到厦门市看守所过程中与在看守所服刑的蔡宏斌（在看守所被安排装配轮胎）结识。厦门万胜贸易有限公司需要轮胎锁圈，该公司副经理吴××托黄文彬帮助解决。黄就向蔡提出索讨装载机轮胎锁圈。之后，二人相互勾结，于1988年3至4月中旬，先后4次盗走看守所为厦门工程机械结构厂装配的40只图号404505轮胎锁圈和2只图号404502Ｃ—503Ｃ内轮缘，藏匿于厦门市万胜贸易有限公司经营部仓库。在此期间，黄文彬先后3次共给蔡宏斌人民币400多元及进口健牌、国产鼓浪屿牌香烟各一条。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赃物全部追回发还失主。对该案定盗窃罪没有异议，但对如何计算被盗窃物的价格，进而认定其盗窃数额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厦门工程机械厂的成本价即轮胎锁圈每只价格65．87元，内轮缘每只75元，来认定盗窃数额共计2784．8元。其理由是：黄、蔡二人盗窃的轮胎锁圈及内轮缘，是做装载机轮胎的零部件，而且这些被盗的零部件尚在看守所装配轮胎总成的过程中，并未作为销售物品，处于不同阶段便会有不同价格。厦门工程机械厂虽曾把锁圈和内轮缘作为轮胎和零部件放在本厂经销部少量零售，自定零售价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但由于该锁圈和内轮缘在厦门及本省系独家经营，其“零售价”未经物价部门核准，案发后委托物价部门核价，物价部门明确表示不予核定。显然，以厂家自行随意确定的销售价（成倍超过成本价）做为该产品的市场价，进而认定盗窃数额是不合适的。厦门工程机械厂根据厂内产品的核算出具证明认为这些零部件的直接损失按成本价计算为妥。根据1984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的有关解释，计算被盗物的数额“一般应按实际被盗物市价计算”。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目前在无市场价可参考的情况下，又属于装配过程中的零部件，生产用原材料，应以企业成本价计算，以实际损失计算较适宜，也即以成本价计算盗窃数额较确切。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厦门工程机械厂在市场的销售价即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来认定盗窃数额共计5976元。其理由是：两高《解答》规定：计算被盗物的实际价格，应按作案时间和地点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国营商业的零售价计算。价格不明或难于确定的，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被盗物的实际情况估价。本案黄、蔡二人盗窃的锁圈及内轮缘虽然系在看守所装配轮胎总成的过程中，但其盗窃的物品锁圈及内轮缘具有商品流通的属性。一段时间来，厦门工程机械厂经销部也有经销锁圈及内轮缘，是以单个工业成品在进行出售的，至今也仍有销售。案发后该厂销售部出具的证明，作案时当地的零售价分别为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这应视为作案时的国营商业零售价，只是未经主管部门核定。所以，对于盗窃在装配过程中的零部件物品，应当按照市场上零部件的销售价格来认定，不能以生产零部件的成本价来计算，也不能以装配总成后的成品来计算。因此，原审法院以被盗窃时经销部1—6月份销售锁圈、内轮缘的平均价来认定其盗窃数额有一定道理。鉴于销售部的零售价没有经物价部门核准，而是以厂方利益自行浮动随意定价，是否合理，可以委托物价部门鉴定，或者根据锁圈、内轮缘的生产成本、税收、运输费、营业利润等综合因素，参考其经销部1—6月份市场销售价格，来认定其实际价格，而不好以厦门市仅此一家出售锁圈、内轮缘而否定其市场上实际价格，进而以其成本价来认定盗窃数额。当前，在价格开放的情况下，厦门物价部门的同志已表示厦门市物价放开后，物价部门不管这类产品的定价。说明这类产品不必经主管部门核定物价。但是，按两高《解答》，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估价。因此，只要是该零售价合理的，应予承认，而不能以没有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核准而否定其市场价格。
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按锁圈、内轮缘的成本价来认定盗窃数额。是否妥当，请批示。
1991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