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被严格遵守，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死刑的准确适用和严格适用问题。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我国目前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本文试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现状着手，分析现有死刑复核程序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弊端，进而探索其出路。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完善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普通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第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二审终审的例外。
2002年在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董伟案，首次引起法学界人士对死刑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的讨论。董伟一案反映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发生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则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和现状
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经过秦汉发展到北魏时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复核案件的秋审、朝审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最关键的是核准权（又称死刑复核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问题上曾几次变化（详见下表）
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
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缓案件 备注
1979年7月1日通过 刑事诉讼法 所有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80年3月6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委会字第10号通知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当处死刑的案件 在1980年内
1981年6月10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核准问题的决定 反革命犯、
贪污犯 在1981年至1983年内
1983年9月2日修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必要时授权省高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反革命案件和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行使
1991年6月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云南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云南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
1993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广东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广东省高院一审判决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
1996年3月17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202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97年3月14日 修改后的刑法第48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死刑案件除外
1997年9月2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刑法分则第一、三、八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刑法分则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行使
以上死刑复核权的变化表明：第一，我国的死刑复核权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第三，不同类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归属不同。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打击犯罪的及时，但与之相连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标准不同，使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减少偏差、保证公正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由于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均为实践中多发、量大的犯罪，实际造成了我国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大多数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并下发执行命令。从审级上讲，被授权核准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审理中实际上是将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对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被取消了。
二、 死刑复核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作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组成部分的死刑复核程序，其设计的初衷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为犯罪人多提供一层的保护，以期达到对人类生命的珍重，与国际人权接轨。因为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使得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受到上级法院的两次司法审查，并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获得两次独立的司法救济，因此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仔细审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便会发现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一）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单方控制，沿用书面秘密审核方式进行，缺乏透明度，有违公正的价值理念。
死刑复核程序不是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而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方式、期限和复核后的处理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欠缺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材料报送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是秘密的，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不开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从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主导着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而控辩双方只能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诉讼方特别是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的机会落空。
（二）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启动，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相违背，难以保持司法权应有的公正形象。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由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在人民法院内部自行运作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过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特性为代价。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序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容易怀有偏见，其裁决结论也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司法权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公正形象也会失去。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的下放，客观上避免了案件的积压，缓解了最高法院的压力，使案件可以较为迅速得以审结，避免了诉讼的拖延，有助于及时惩罚犯罪。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何保障？适度追求效率，使当事人受到及时的审判，避免长时间的讼累，是司法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司法体制正常运作的必然要求。但是，提高诉讼效率毕竟不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只能是用以正确保障正义者以最高法律价值在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中得以体现的工具。离开了对正义的追求，审判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在损害正义之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动摇司法权的基础，导致对权利救济的弱化，丧失控制权力的功能。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是对于今天所谓的“快速正义”更应该保持警惕。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从快”，“从重”到了忽视明显疑点的程度，“从快”到了不给任何申告机会的程度，即使不算是草率，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生命丧失而不可恢复，更显其珍贵；死刑是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应慎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正义的追求应压倒对效率的盲目推崇。
（四）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和淡漠。
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实体公正所体现的“结果价值”不同，程序公正主要张扬的是一种程序价值，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评价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所要求的品质，要看它是否使得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或左右的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不是看它是否产生好的结果。 客观公正的程序要求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要求法院必须以双方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庭审为裁判基础。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 。完善的程序确保对权利的救济和对权力的控制。但是反观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典型司法程序的特征，法院主动发动，单方控制，秘密操作使其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复核处理程序，控辩双方均无法参与到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对结果施加影响的几率几乎是零。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使公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以及司法权威的破坏和丧失。
三、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和出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涉及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它们两者并不统一。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但这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的、复杂的 。同样在刑事诉讼中，为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必须按认识论的原则设计程序。因为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障，那实体公正的实现会遭到更大的质疑。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司法公正大打折扣。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之正义。“与程序公正性和结果公正性相比，程序经济性毕竟属于次一级的价值标准。”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要求死刑复核程序规范化、科学化， 死刑核准权上收是尊重生命的必然选择，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始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如何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笔者认为主要从完善立法、收回复核权、改进复核程序三方面着手。
（一）完善立法规定，解决立法冲突问题。
第一，要解决存在于复核权的立法冲突问题。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死刑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只有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核准权。《人民法院组织法》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部分案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这样《刑法》、《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间存在立法冲突。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立法，修改1983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使之与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一致，从而“收缴”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就有充分的立法上的依据了。
第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范围。修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复核范围相互矛盾的规定。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笔者认为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应考虑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法第48 条中“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予以去掉，使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则可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同时应该将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一致性的修改，在法条中予以明确规定以免理解上造成混乱。
（二）收回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目前中国死刑制度法治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的核准权；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于2005年3月10宣布死刑核准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主要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手不够，经费不足，难以行使全国范围内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人手和经费，而在于有关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眼光和韬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是统一的，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情，因此，死刑核准权理所当然只能由中央司法机关直接行使。
国际人权法强调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将死刑复核程序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是中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方面与国际人权法接轨的必然要求 。
横看当今世界，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包括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死刑存废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对死刑运用的最终审查权，无论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纵观中国千年历史，即使是经常滥用死刑的封建社会，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多数时期也由中央直接掌握，直至由皇帝亲自勾决。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实现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和全国死刑适用标准一致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人权、纠正死刑核准中违背《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然要求。我国已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是切实履行宪法的必然要求，从而避免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更是它的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渎职。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


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经营服务规定
　　客管字[2005]29号

　　为加强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规范经营者、服务管理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促进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企业经营服务

　　第一条 遵守与客运出租汽车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客管办)制定的有关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行为，理顺管理体制。

　　第二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要制定和执行学习培训、票据使用、车辆维修保养、违章违纪处理、安全行车、信访接待、驾驶员服务考核和奖励、治安防范、卫生防疫和文明服务等管理制度。

　　第三条 落实运营车辆自查制度，监督和指导驾驶员做好运营车辆例行保养，做好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例行检查，定期组织好运营车辆年度检验，加强日常安全维护保养，确保运营车辆机件完好。

　　第四条 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定期召开专业会议，贯彻上级和企业的工作部署。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培训、教育、考核，提高驾驶员素质。坚持每月一次的驾驶员例会学习制度。做到有安排、有内容、有效果、有记录。驾驶员的学习出勤率达到90%以上。做好驾驶员的积分记录考核。

　　第五条 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和经营合同，明确从业人员的劳资关系，并按照国家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按照行业管理要求建立出租汽车运营数据采集、指标统计和分析系统。按照《天津市出租汽车管理标准》中对考核指标的要求，健全统一的基础管理台帐，建立车辆和驾驶员档案，做好定期统计分析，定期上报。按照要求向行业管理部门反馈信息和情况，落实《大事报告制度》。

　　第七条 加强对运营车辆驾驶员变更的监督管理，不得聘用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不得向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收取费用，不将运营车辆交给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八条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和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标注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九条 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违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对驾驶员收费，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开具收费凭证。并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对驾驶员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项目为：为所属营运车辆及其从业人员办理运营证件变更、赴京信、代收代缴相关费用、行车安全管理和行车事故善后处理、法律咨询服务；做好客运票据的代售管理工作；提供复印复制与运营相关的各种证件；提供与本企业综合服务费收取标准相应的各项服务等。

　　禁止自立名目向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取抵押金、保证金、手续费和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市客管办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十二条 建立健全信访接待制度，接待处理乘客及市客管办转处的举报投诉。做到乘客投诉和信访接待有记录，24小时有专人值班。受理乘客投诉后10日内做出答复，对乘客的电话、信件等投诉，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规行为，及时上报市客管办。协助行业管理部门对违规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组织从事经营服务，参照本章规定执行

　　第二章 个体工商户经营服务

　　第十三条 遵守与客运出租汽车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客管办制定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遵守服务管理组织的各项管理服务规定。执行服务管理组织的学习培训、票据使用、安全行车、驾驶员服务考核、治安防范、卫生防疫和文明服务等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落实运营车辆自查制度，做好运营车辆例行保养，做好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例行检查，定期参加运营车辆年度检验，加强日常安全维护保养，确保运营车辆机件完好。

　　第十六条 依法与其雇用的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不得雇用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不得向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收取费用，不将运营车辆交给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十八条 加入市客管办委托的服务管理组织，按照服务管理组织的要求，参加培训学习等各项活动。

　　第十九条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和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标注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对其雇用的从业人员的违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服务管理组织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二十二条 协助市客管办和服务管理组织对乘客投诉的调查处理。

　　第三章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

　　第二十三条 在车辆顶部固定安装由市客管办监制的有完好照明装置的单臂式客运出租汽车标志灯，标志灯正面印有缩写的企业名称字样或先进称号名称字样，标志灯背面印有照出租汽车英文和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监制字样，标志灯字样及颜色由市客管办确定，未经市客管办批准不得私自拆改出租汽车标志灯，更换新的出租汽车标志灯时，报废的出租汽车标志灯应交市客管办集中销毁。标志灯照明装置启闭时间以路灯启闭时间为准。保持标志灯字迹清晰、灯体洁净、照明完好。

　　第二十四条 在车内明显指定位置安装符合行业管理服务要求的合格里程计价器，里程计价器应具备四屏幕以上显示、语音提示和票据打印等功能，预留数据采集孔、数据输出等设置，保持铅封的完整和里程计价器的准确有效。按规定依法办理里程计价器检定。里程计价器发生故障时，应当及时修复。未修复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在车前门喷刷经市客管办备案的企业、服务管理组织的名称和监督电话图案。具体标准是：单位名称喷印位置在车辆前门左右两侧的中部。单位名称字体垂直均布在直径为小型车420mm，大型车450mm的弧切线上；单位名称、监督电话字码规格小型车高55mm宽45mm，大型车高60mm宽50mm的黑体字；字迹颜色与车身颜色须有明显的区别，黄、白等浅色车身应为深蓝色；红、蓝色等深色车身应为白色；企业监督电话字码水平排列在企业名称下方。中空部分可喷刷企业标识。保持标志字迹完整清晰。

　　第二十六条 明示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具体要求是：在车辆后门左右玻璃窗后部下角，距下缘30mm处粘贴统一的与租价标准相符的租价标签，字迹清晰明显。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车辆内饰以外的部位做广告，凡利用车辆内饰或允许范围内做广告的，须报市客管办备案。内饰以外是指车辆的车身、车顶、玻璃(不含后车窗玻璃底部以上不超过15厘米的范围)、标志灯等。

　　第二十八条 车辆标志设施完好，牌证齐全清晰。事故车未修复、车辆标志设施不齐全的不得运营。

　　第二十九条 车辆整洁，符合卫生标准。具体要求是：车身、轮胎、玻璃、车内、标志灯干净，无污垢无破损；车厢内清洁卫生无异味，座椅牢固无塌陷，座套勤洗勤换，保持干净；雨、雪后12小时内车辆洁净。

　　第三十条 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发动机排气量1.0升以上(含1.0升)的轿车型车辆；尾气排放达到欧II标准；使用年限为8年，并符合本市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符合本市对客运出租汽车车辆管理的其他要求。

　　第四章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服务

　　第三十三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十四条 运营服务中按季节身着统一工装；使用文明服务敬语,杜绝服务忌语，不在车内吸烟。

　　第三十五条 执行租价标准，按照里程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不得多收费，使用、出具税务机关监制的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并加盖公章，专用发票必须按照编号顺序使用、上下联字迹、内容应一致、时间栏目的填写采用24小时制，专用发票的等候时间应是实际等候时间，上下车地点栏目的填写应具体、确切，车费总额大、小写应书写规范，开具发票应真实准确、项目齐全、字迹清晰，按规定使用机打式出租汽车专用发票，不得将专用发票交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六条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应摆放在仪表盘右端固定支架上。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字样面朝前，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字样面向乘客，不得遮挡。

　　第三十七条 运营中做到上车问路，提示行车路线，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道行驶。

　　第三十八条 按照规定操作里程计价器，载客启动时向乘客提示里程计价器回零，静止等候时向乘客提示按等候时间计费，不得私自调整、改装里程计价器或者影响里程计价器正常使用，保持里程计价器的铅封完整，工作性能良好，各项显示准确。

　　第三十九条 在出租汽车停靠候客区域应遵守客运出租汽车停靠秩序，依次排队、按序停车、服从调派和管理，不得离开车辆招揽业务。

　　第四十条 不得将车辆交给无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四十一条 对老、弱、病、残和孕妇以及急需抢救的人员，优先提供服务。

　　第四十二条 待客运营时，明示空车待租标志；载客运营时，适时按下空车待租标志；暂停载客时，应当明示行业统一监制的暂停运营标志。

　　第四十三条 运营服务中，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礼让行车，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按时参加所属企业或服务管理组织组织的各种安全讲座和案例教育等活动。

　　第四十四条 遵守《天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守则》，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一趟车运营服务程序》等。

　　第四十五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市客管办和企业及服务管理组织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四十六条 除《条例》规定情形外，不得拒绝提供运营服务或者中途终止运营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

　　二00五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