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规避的效力

河南日报农村版　成睿智

摘要：法律规避是否有效，不能简单地看所规避的是内国法或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还要看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能够实现，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其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其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关键词：法律规避；效力

一般认为，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是指当事人故意制造一种连结因素，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
传统的观点以当事人所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为基点来判定规避行为是否有效。总的说来，这种传统的观点有三种：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只否定规避内国法的效力；所有的法律规避行为均无效。
尽管在这方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佐证，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法律规避行为缺乏具体而理性的分析。
笔者认为，因为法律规避涉及规避主体、规避行为、规避客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所以，不管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力。
一、 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其正当利益能够实现
这涉及到所谓的良法恶法说。当然，判定是否良法，要受到不同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样肯定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各国间包括文化层面交流的日益增多，判定良法恶法的标准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底线，如平等、人权、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观念。按这种现代的观念看，世界上确实存在过恶法，而且现在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能说是良法的法，如过去法西斯德国的法、南非种族隔离法、法国和意大利曾经存在的不准离婚的法、有些国家禁止有色人种与白种人通婚的规定等。
笔者并非说恶法非法，而是说恶法没有法的现代道德基础。尽管它仍在其法域内有效，但其他国家或地区甚至该法域内的居民有理由否认或规避此类恶法，这种规避行为应该被认为是正当的、有效的，因为此类法没有现代社会公认的最基本的道德基础，阻碍了当事人作为一个人的正当利益的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在此类法域内的法院是否可以根据上述理由不适用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其实，就法律规避而言，当事人都是利用了双边冲突规范的指引。既然国家制定了这种作为本国整体法律一部分的冲突规范，从而被当事人所利用，这是国家制定这种冲突规范时所应想到的，而且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让居民利用的，不能说这种利用违反了制定国的法律。至于当事人最终规避了制定国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使对自己有利的准据法得以适用，这正是冲突规范指引的结果。所以，制定国的法院以此认定和裁判，不能说没有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若以当事人规避制定国实体法为由认定规避行为无效，那么，制定国的冲突规范本身是不是还要适用？还是不是法？这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
一般地说，学者、立法及司法实践都反对“客观归罪”，体现在法律规避上，判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有效，也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判定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要看其规避当时是否想要摆脱良法善俗的规制并对其想要规避的法域的公共秩序产生特别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不能仅仅看其追求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而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绝不能只根据当事人的这一做法而否定法律规避的有效性。
当然，作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追求对己有利的法律适用，一般地说，会对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或损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事情不能两全其美。一方面要看对方的利益是否合法而不合乎现代社会共通的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还要看当事人当时在合法而不道德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痛苦、不幸、损害和牺牲。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878年法国鲍富莱蒙（Bauffremont）妃子被迫改变国籍求得离婚的事情。按今天的道德观点来看，法国法院当时的判决是很不人道的，而且这个判决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和法律的进步因素和趋势，因而没有创意，只是个片面地固守法条的教条主义样本。
所以，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应该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和领域内去考察，充分考虑哪一个利益更大、更代表了最新的合乎道德的发展趋势、更值得保护。最糟糕的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还只顾暂时的所谓合法的利益而下判，从而犯了“历史性”错误。
三、 当事人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
这一点也要从所规避的法是否良法和现代社会一般的道德来判定，另外，还要考虑到当时当事人事由的紧迫程度。比如，当事人在当时的法域里，因为不能够合法地离婚而致精神病、自杀或面临终生不幸和痛苦，因为投资等方面面临急迫的巨大损失的危险，而所在法域的法律不能很好地给他以适当及时的救济，这时，他被迫选择规避这个法域的法律适用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和值得同情的。假若其所在法域的情况正好相反，则他肯定不会选择这种费时费事的规避行为。
所以，当事人规避事由的正当性是与其所规避法域的法律的不正当性紧密相连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四、 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我们不能说，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对的。从法律及其体系的历史看，都有一个渐进有时甚至是暴发式的进步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国家，法律进步的情况有的快有的慢，千差万别，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些国家因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保留了较多的落后成分。这些法律成分，之所以说它落后，是因为它们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因而也是不正当的。这种情况在转型期的国家和社会里也比较多见。
所以，既然法律有不正当的法律，则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就有可能是正当的，而法律有内国法和外国法之分，则当事人规避内国法也就有正当的可能性。
不管当事人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关键是看其规避的行为是否预示着或将促进法律的进步。只要能够充分地判定其所规避的法律是不正当的，就可以充分地肯定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是正当的，而且也说明其所规避的法律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也同时说明当事人的规避行为预示着或将有可能促进所规避法律的进步。这种情况在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甚至直到现在持续地发生。我们对待这种规避法律行为的态度也比较经常地宽容大度，说明我国的司法实践与部分学者的简单武断的观点也不相符。
另一方面，平等不但是国家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还有各国法律之间的平等含义，因为各国的法律也是它们各自主权的象征。这就要求每个国家的法院要平等地对待他国法律、尊重他国法律，只要他国法律是正当的。笔者之所以坚持正当性标准，是因为各国在现代司法实践中多以这种标准来判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正当、合法。这是有实践基础的。部分学者认为当事人只能规避外国法，而不能规避本国法，这是人为地简单地看问题，不符合各国法律平等的现代国际法原则，是对他国法律的不尊重。所以，无论内国法外国法，只要其不正当，当事人都有规避的理由和逻辑基础。
同样是法国法院的判决，1878年对鲍富莱蒙案和1922年对佛莱（Ferrai）案的判决就是这样不合情理、自相矛盾的判决，原因只是后者规避的是外国法（意大利法），而前者规避的是法国法。今天看来，这种判决的理由不足为例。
另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我国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首先，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其次，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项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这说明，我国对法律规避的态度是，不是凡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都无效，只是规避我国法律中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的行为才被认定为无效，而对于规避外国法根本就没有规定，其目的可能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所以，我国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在法律规避问题上也不是区分内国法外国法而简单地处理的。
五、对传统观点的批判
有学者认为，当事人规避法律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是欺诈行为，而“诈欺使一切归于无效”（Fraus omnia corrumpit）。他们在这里也是运用了道德、正当的概念，而且，他们在运用时的内涵和外延与笔者运用时没有迹象表明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一概念只用于当事人的行为而不用于其所规避的法律，不用同一概念去审视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是否正当，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是不公平、不正当、不道德的。正如笔者上面分析的那样，世界上确实存在过而且现在也存在着不正当、不道德的法律，不分内国法外国法，那么，就不能只斥责或否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而绝口不提其所规避的法律是否正当、是否道德。这种片面的观点，起码极不利于法律的进步和发展，不但弊大于利，而且它本身也是不科学、不正当的。另一方面，笼统地说当事人规避法律都是“欺诈行为”，企图一棍子打死，这种说法不但不科学、缺乏分析，而且也显得武断和专横。在公权势力大于私权，而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成为现代社会各个国家一种趋势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也极不合时宜，显得落伍。把“欺诈”简单地、不讲理地扣在规避当事人的头上，从而从容地运用“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法谚，这正是此种观点的阴险之处。
事实上，早先的学说并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无效行为，如德国的韦希特尔（Waechter）和法国的魏斯（Weiss）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范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一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法律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容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一些英美法系的学者也认为，既然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就不应该归咎于当事人。这些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冲突规范也是一个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制定它就是为了让当事人遇到利益冲突时对法律有所选择。当他规避某一法律时，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依法作出了一种选择，这是遵从法律的指引作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的问题。当然，若国家在立法上明示堵住了某种选择，则他作出这种选择时就可能是错误、不当的。但是，如果立法上没有设置某种“安全阀”，那就是立法者的过错，是法律的漏洞，绝不能把这一失误归结到规避当事人的头上。另一方面，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来说，司法者不能不适用同样是法律组成部分的冲突规范，否则就是执法不公、有法不依、玩弄法律。
所以，把法律规避称为“僭窃法律”（fraude a la loi）、欺诈设立连续点（fraudulent creation of points of contact）等等，这种称法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不正当不公正评价因素。在对当事人的法律规避行为及其所规避的法律进行具体而公正的分析评价之前，就把他的行为看作“僭窃”、“欺诈”，是偏见的、片面的和不科学的。笔者主张采用“法律规避”一词，因为“规避”基本上属于中性的词语，不至于让人一看就有某种偏见，从而留下深入、具体思考的余地，使对法律规避的正当公正评价和法律由此的进步展现出一束理性的曙光。
六、最后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所用的法域一词，包括国家、地区以及由于观念形态不同而形成的法律族群。笔者认为，研究法律规避首先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去全面地把握，力求先从普适性方面整理出它的概念和要件，才能进一步就某领域内的法律规避问题作出更具体的分析研究。而且，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规避有时也确实发生在区际（如美国的州与州、我国的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人际（如不同的宗教地区和信徒之间）的法律抵触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归纳、总结、研究。例如，按照美国国际私法，婚姻的实质成立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若居住在密歇根州的表兄妹要结婚，故意避开本州不准表兄妹结婚的规定而到允许其结婚的肯塔基州结婚，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又如，在叙利亚，人的身分能力适用其所属宗教法，于是，一个基督教徒受到应给付其妻赡养费的判决后，即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夫无须赡养其妻，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
本文中所用的规避当事人是指规避法律的一人、多人或人的团体，而不包括受规避行为影响的对方。
本文的观点建立在对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对公权的限制和服务性规范基础之上，其背后是日益普及、重要并日益完善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也考虑到法律的道德底线，如以人为本等，因为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律存在的价值和基础，也是法律的力量之源。
笔者认为，以前甚至更远期的司法判例不应该被简单地用来证明关于法律规避效力的传统的观点。理论不应仅仅是已有司法实践的传声筒，而应基于对实践的理性认识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判断，进而良性地影响和引导实践。那些古远的判例不应该成为现代社会遵循的典范，也与现代社会日益频繁复杂的法律规避实践不相符。理论研究应在现代实践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开出一条新路子。
笔者反对关于法律规避的僵化的传统观点，主张对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作具体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
笔者主张法律规避的效力既不能简单地用内国法外国法的区分来解释和判定，也不能简单地仅仅审视规避者行为表面上是否与法律相抵触，而应在道德分析和法律体系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既分析规避者的行为，又分析被规避法律的理性价值，具体判定每一个或每一类法律规避行为的效力。

参考资料：
1.《国际私法新论》，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2.《冲突法论》，丁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3.《国际私法》，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
4.《国际私法案例选编》，林准主编，法律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5.《冲突法》，余先予主编，法律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
6.《国际私法新论》，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1997年8月5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地的管理和保护，促进林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林地系指林业用地，包括郁闭度零点三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经济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以及国有林业单位经营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林地实行统一管理和专业管理。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林地的规划、保护、利用和建设，实行管理和监督。
长江、汉江干堤及其重要支堤的禁脚林地、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绿地和风景林地等，分别由水利、建设部门按其职责进行管理。
第四条 严禁乱占滥用和破坏林地。对侵占、破坏林地的行为应当举报，有关部门应及时查处。保护举报人，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第二章 林地权属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森林法》的规定核发的山林权证，是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得擅自变更。林地权属发生变更，应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山林权证。
第七条 林地使用者相互调换其林地使用权，双方必须签订协议，并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第八条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按照《森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
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林地上的林木，破坏有争议的林地及其附着物。

第三章 林地的保护和利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区划和林业长远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除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外，还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条 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当保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实施，防止林地地力衰退和水土流失。对林地内的野生动物、植物资源、自然景观以及为林业服务的标志和设施实行保护。
第十一条 凡临时使用林地的，应报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办理临时使用林地手续。
临时使用林地不得超过两年。逾期需继续使用的，应重新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二条 使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确需改变的，应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利用林地建立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属集体林地的，应经市、地、州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本级人民政府（行署）批准；属国有林地的，应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严格控制在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内和其他林地上扩建、兴建人造景观和其他建筑设施。确需修建的，应利用现有用地和非宜林地。
第十四条 变更国有林业经营单位隶属关系的，应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变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隶属关系的，应按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五条 鼓励利用废弃荒地复垦造林。凡利用废弃荒地复垦造林的，除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优惠规定外，林业主管部门应在勘测、设计、技术、苗木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十六条 林地使用者按照有关规定，可以通过承包、转包、联营、股份合作等方式经营林地，可以开办私营林场和合作林场，可以有偿转让宜林荒山、荒地的使用权。
转变林地经营方式、转让林地使用权，应按照规定履行报批手续，依法签订合同，并不得变更林地所有权和改变林地用途。

第四章 林地的征用和占用
第十七条 严禁乱批滥占林地。确需征用、占用林地的，应先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取得使用林地凭证后，再向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受理用地申
请。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对征用、占用林地进行初审，执行国家和省征用土地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珍稀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区以及国防林、防护林、母树林、林木种子园、林业科研和教学实验区的林地，不得征用和占用。确需征用、占用的，必须征得原批准设立该类林地的机关同意。
第十九条 农村、城镇居民使用林地建住宅，应分别经乡镇林业工作站、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初审，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征用、占用林地初审手续，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批准文件；
（二）被征用、占用林地单位和个人的山林权证；
（三）征用、占用林地的地点、面积、四至范围的说明及有关资料；
（四）采伐林木书面申请和采伐作业设计文件。
第二十一条 征用、占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支付林地、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临时使用林地的，应按规定支付林地、林木补偿费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并按土地复垦的有关规定对使用后的林地进行复垦。
在林地上兴建、改建、扩建电力（除架设输变电线）、通讯设施等伐除安全通道内林木的，应按规定支付林木补偿费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农村居民利用其享有使用权的林地建自用住宅，在规定面积内免缴森林植被恢复费。
第二十二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的收取标准，执行《湖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属兴建、改建国家干线公路（国道）和省干线公路（省道）及架设输变电线占用林地、伐除林木的，减半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临时使用林地，可适当降低缴费标准。
森林植被恢复费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专门用于造林营林、恢复森林植被和林地管理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林地的地类、林种、林龄、产材量、产值的确定，按征用、占用林地的初审权限，由本级或上级持有林业调查设计专业证书的单位评估或鉴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变更林地权属或调换林地使用权或转变林地经营方式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补办手续。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擅自移动或破坏为林业服务的标志和设施的，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被破坏标志和设施价值一至二倍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除责令其限期补办手续外，并处每平方米30元至50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限期拆除或没收在林地上新建的设施，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至20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初审同意，征用、占用林地的，除责令其限期补办初审手续外，并处每平方米50元至100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越权或不按规定程序办理初审手续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林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林地资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的组织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不起诉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