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
——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占善刚
摘要：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的客观及公正，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法定的证据方法为对象，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此即证据法定的要求或意义所在。与此相应，其民诉立法乃依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确立了不同的证据类型。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贯彻了证据法定的要求，但关于法定证据类型的确立并不科学，突出表现为误将勘验笔录与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亟待修正。
关键词：证据法定；法定证据类型；勘验笔录；视听资料；证据调查
在采行辩论主义运作方式之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除公知的事实、法院职务上应当知晓的事实、当事人之间不争执的事实外，皆须以证据调查结果作为基础这[1]。为保障事实认定结果之客观、公正及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原则上必须以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为其范围，并遵循法定程序为之。非法定的证据方法仅在自由证明之场合方可采用，此即证据法定之意义所在。在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中，每种证据方法皆不同于其他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方式，此亦乃法定证据类型确立之正当性基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虽然明确规定了7种证据形式从而明示了证据法定之意旨，但在证据类型之确立上并不科学，亟待完善。
一、证据法定之意义
解决私权争执之民事诉讼程序，就要证事实之认定而言，不外乎追求事实之真实发现。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之公正及保障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不仅规定了可以供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之证据方法的种类，且就每种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程序作了严密之规定。尽管受诉法院对于不同的法定证据方法采取不同的证据调查方式，譬如，对于证人之调查乃采命证人出庭接受法官讯问并陈述证言之方式，而对于文书之调查乃采命持有文书之当事人或第三人将其提交于法院以供法官阅览之方式。但法官对任一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均须恪守以下两个方面的共通原则：其一，直接原则，即证据调查应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为之，仅在特殊情况下，方可交由受命法官与受托法官完成。其二，当事人公开原则，即法官进行证据调查时，当事人有在场之权利[2]。
（一）证据调查应贯彻直接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所谓证据调查乃指法院从证据方法中获取证据原因的诉讼行为，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构成了裁判事实的重要基础[3]，对诉讼的走向及诉讼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诉法殆皆强调对法定的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原则上须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于公开法庭行之。盖由参与判决作成之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因法官于证据调查时在场，故能依直接体验获得“新鲜”之判决资料，对于证据之价值及证据调查之结果能作出最好的评价，进而对事实之真相，可得明确之认识，从而有利于真实之发现。{1}245{208}{3}226{4}256德国《民诉法》第355条第1款即明确宣示了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该条规定，证据调查，由受诉法院为之。只有在本法有规定时，才能将证据调查委托给受诉法院的成员或委托给其他法院[4]。日本民诉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虽没有正面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日本《民诉法》第185条第1款“法院于认为相当时，能在法院外行证据调查。此种场合，可以命令合议庭之成员或嘱托地方法院及简易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290条“法院认为适当时，得嘱托他法院指定法官调查证据”之规定的反面可以推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直接原则[5]。
我国现行民诉法虽亦没有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者出示证件”及第118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之规定中可以反面推认，我国现行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6]。
（二）证据调查应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
因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攸关当事人的利益，故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对当事人公开，也即当事人于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时应有在场之权利。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在场不仅可以参与证据调查，如依规定向到庭之证人发问，且能主张关于证据的利益。为保障当事人之在场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殆皆规定，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合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到场[7]。在解释上，法院若未遵守法律规定传唤当事人到场，除未到场之当事人不及时行使责问权而使得该证据调查程序之瑕疵得以补正外[8]，法院不得以所实施的证据调查之结果作为判决基础，否则判决即属违法，且可构成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不过，于证据调查期日传唤当事人到场乃从程序保障角度所作之设计，给予当事人在场参与证据调查的机会即为已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若已受合法传唤，却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应视为当事人放弃其权利，法院仍能进行证据调查。法院于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形下仍可进行证据调查也能避免证人、鉴定人等因当事人不出庭而遭受空跑一趟之不利益且可防止诉讼迟延。就此而言，也有其正当性[9]。依德国《民诉法》第367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若能释明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乃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所致，可以申请法院于言词辩论结束前追行证据调查。除此以外，当事人若能释明因其未参与证据调查不致于延滞诉讼时，也可申请法院追行或补充证据调查。日本民诉法上虽并无类似规定，但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德国民诉法的上述规定在解释论上于其本国民事诉讼的实践不无参考价值。{5}151笔者认为，德国法的上述规定对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二、法定证据的类型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法定证据的调查要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的在场权，不过，具体到每一法定的证据方法而言，法院对其所为之证据调查在方式上并不相同，此亦乃法定证据确立之依据所在。
（一）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证据的种类（法定证据之类型）这种立法技术不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一般乃就每种法定证据以节或目的形式分别予以规范。譬如，德国关于证据方法之规范规定在其《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章“州法院诉讼程序”中。其中，第六节规定了“勘验”，第七节规定了“人证”，第八节规定了“鉴定”，第九节规定了“书证”，第十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日本《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诉讼程序”第三章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节规定了“证人询问”，第三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第四节规定了“鉴定”，第五节规定了“书证”，第六节规定了“勘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第一章“通常诉讼程序”第三节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目规定了“人证”，第三目规定了“鉴定”，第四目规定了“书证”，第五目规定了“勘验”，第五目之一规定了“当事人讯问”（乃2000年其“民诉法”修订时新增，故以第五目之一标之）。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范形式可以看出，其对每种法定证据规范之序次虽各不相同，但均规定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当事人讯问等五种法定证据类型。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规定的五种证据类型，并非以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之层面予以表征[10]，而是以证据调查形式之语义指称之。其中，人证乃以证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之证言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鉴定乃以鉴定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关于专门事项的判断意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书证乃以文书为证据方法，以文书的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勘验乃以勘验标的物为证据方法，以法官所直接感知的关于勘验标的物之性质与外在状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当事人讯问乃以当事人本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案件事实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诉立法之所以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及当事人讯问定为法定的独立证据类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此5种证据在证据调查的具体方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异，每一证据皆不能代替或包容他种证据之故。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证据调查均须经由法官的五官作用进行事实上的判断，如在勘验之场合，法官乃基于自己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人或物的物理上之状态；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之场合，法官须聆听证人、鉴定人、当事人的陈述；在书证之场合，法官须阅览文书之内容。前者涉及法官听觉之作用，后者涉及法官视觉之作用。但勘验乃以法官对被调查对象的性质、形状的直接认识为内容，与以文书之记载及人的陈述所涉之思想内容为调查对象的书证与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等均不相同。因而，法官以文书为调查对象时，若以其笔迹、纸质为检查对象乃为勘验，非为书证；法官以人为证据调查对象时，不以其陈述的内容，而以其容颜、声音等身体特征作为检查的对象时亦为勘验，非为人证。因为书证乃以法官经由阅览文书，获知其所记载之内容为特质；证人讯问之本质在于证人经由受诉法院之讯问陈述其所感知的发生于过去的具体事实；鉴定的意义在于，拥有特别学识经验的鉴定人向法官陈述相关专门知识或基于该专门知识所作之事实判断，以补充法官判断能力之不足；而当事人讯问作为证据调查方式，是指当事人本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经由法院之讯问而陈述其见闻、经历之事实，并以所陈述之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由此可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每种法定证据类型均有区别于其他法定证据类型之本质特征，其民诉立法正是以此为基石，针对每种法定证据类型规定了不同的证据调查程序。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例不同，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了法定的证据类型。依该条的内容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共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及勘验笔录等7种法定证据类型。从形式上考察，现行《民诉法》第63条所规定的7种证据并非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其中，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乃是证据方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则为证据资料，而勘验笔录从性质上讲，既非证据方法，亦非证据资料，仅乃记载勘验结果之文书。从范围上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人证、鉴定、书证、当事人讯问等法定证据类型亦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类型，分别称为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当事人的陈述，二者虽然用语或规范的视角不同，但内涵或意义并无本质差异。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勘验这一法定证据类型，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则作为物证与勘验笔录这两种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其中，物证指可移转占有之物，而勘验笔录则指记载法官关于不能移转占有之物或现场的调查结果之文书。此外，我国民诉法将视听资料确定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此亦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无。
三、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每一法定证据的调查要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而法定证据确立的基准在于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循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将勘验笔录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不符合证据法定之要求，而将视听资料确立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亦欠缺正当性，因为视听资料作为新种证据在证据调查方式上并无独立于书证或物证之特质。
（一）将勘验笔录列为法定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直接原则
一如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勘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亦为实定法上的用语。但与前者乃将勘验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或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不同的是，现行民诉法上的勘验仅指勘验人调查不能移转占有或者无法由当事人提交于法院的物证及现场（《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前段），勘验本身亦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勘验还是我国现行法上的勘验，其均指勘验人依自己之五官作用感知事物之物理上的性质或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事实判断的一种认知活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从其对象上看，为一切可由法官基于五官作用感知的以人或物的形式存在的证据方法；只要不以文义或思想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皆为勘验之对象，为人为物在所不问。而依我国现行《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者现场”与《民诉法》第63条“证据有以下几种：……（二）物证……”及第68条“物证应当提交原物”之规定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作为勘验对象的仅乃不能移转占有的物证或现场，故能由当事人提示于法院的物则以物证称之，并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予以规范，而非勘验的对象。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物证与勘验在本质上实指称同一证据，仅语义不同而已。勘验之文义乃在证据调查方式这一层面上使用，其强调的是法官基于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调查对象。而物证则是证据调查对象这一层面上使用，其乃指勘验标的物本身，二者实乃同一证据之一体两面。此外，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作为证据调查方式乃由法官亲自实施，仅在不能或不便接近勘验标的物时才使用勘验辅助人具体实施勘验活动并听取勘验辅助人关于事实判断之报告。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勘验的主体乃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勘验人，这乃是从《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员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之规定中所得出的结论。依《民诉法》第45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及第125条第2款“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之规定可以进一步推论，勘验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似乃组成合议庭的审判人员或独任审判员以外的法院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组织法》(2006年10月31日修正）第三章（“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关于法院工作人员设置的规定来看，属于人民法院工作的人员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第33条）；书记员（第34条）；执行员（第40条第1款）；法医（第40条第2款）；司法警察（第40条第3款），其中并无独立的专司勘验工作的勘验人之设置。显而易见的是，若作纯粹形式逻辑上的推演，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勘验人应指参与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以外的审判人员、法医、司法警察，但从职责上看，无论是法医还是司法警察均非勘验人选，故勘验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由没有参与该需要勘验的案件之审理的审判人员担任。《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之规定似可佐证上述论断之成立（即勘验实乃调查的一种形式或方法）。
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作为直接感知证据方法的一种证据调查方式，勘验本可由庭审法院直接（或经由勘验辅助人之协助）实施，为何偏要迂回地让受诉法院的庭审法官以外的其他法官实施？因为如此安排的结果将导致，庭审法官不能直接形成关于勘验标的物之认识及其事实判断，而仅能经由阅览勘验人制作（《民诉法》第73条第3款规定：“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勘验笔录[11]，进行证据调查（《民诉法》第124条规定“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宣读勘验笔录”）。这显然有违证据调查中的直接原则，使得庭审法官不能获得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之“新鲜”印象而影响其心证之形成。笔者认为，物证、无论其以何种形式体现，殆皆以其外在的物理状态或性质为证据资料，法院获知该证据资料时，皆采取以五官作用于该物直接感知之方式。无论其是否能被移转占有，也无论其是否能被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法院调查证据之方式均不会因此而改变，仅调查之场所不同而已（一为在物之现场，一为在法庭）。准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将对物之证据调查区分为物证与勘验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予以规范，不仅不具有立法技术上的意义反而徒增繁杂，易滋弊病。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将勘验作为真正的独立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将勘验对象扩大适用于所有的物证。当然，如此一来，物证便仅为勘验标的物，勘验笔录亦仅为勘验结果的固定与保存方式而不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1990年11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01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0年12月1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号发布 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做好优抚工作，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抚恤优待的对象：
（一）正在服现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军官（含由现役军官改任的文职干部）、士兵及家属、保留军籍的军队离休干部。
（二）取得民政部制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的革命烈士家属。
（三）经军队团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取得《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的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四）经军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确认，取得《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的病故军人家属。
（五）取得民政部制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的革命伤残军人。
（六）在乡的退伍红军老战士及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在乡的红军失散人员按复员军人对待。
（七）凡1954年10月31日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三区革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持有复员证件的在乡复员军人。
（八）1954年11月3日以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持有退伍证件的在乡退伍军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现役军人家属、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系指父母、配偶和子女。在军人未满18周岁以前，因失去父母或父母无抚养能力，曾对其连续抚养7年以上的其他亲属，经乡（镇）人民政府确认或法律公证，并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亦按家属对待。
第四条 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五条 批准为革命烈士，确认为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死亡军人，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
革命烈士，发40个月工资；
因公牺牲军人，发20个月工资；
病故军人，发10个月工资。
一次性抚恤金计算，系指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和军龄（含工龄） 薪金三项之和。军队文职干部的工资收入，是指职务工资和军龄（含工龄）工资两项之和。新疆驻军按中央军委规定增加比例（含边疆年限补贴）。
义务兵和月工资低于正排职军官工资标准的志愿兵、专业军士、军士长，按基准军衔为少尉的正排职军官的职务薪金（第二档次）和军衔薪金两项之和计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六条 《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用公牺牲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发给的顺序是：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证书既可发给父母（或抚养人），也可发给配偶。如有争议发给父母（或抚养人），抚恤金各发半数。
（四）无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的，证书和抚恤金发给的顺序是：
（1）子女；
（2）兄弟姐妹。
无上述亲属，不发证书和抚恤金。
第七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增发一次性抚恤金。如荣立多等或多次功勋的，按其中最高功勋增发比例计算，不累计折算提高功勋等次。虽在服役期间荣立功勋，但在退出现役后死亡的，不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在 1933、1934年“八一”建军节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一、二、三等红星奖章的现役军人（含保留军籍的军队离休干部）牺牲、病故后，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的35％。
第八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中的下列人员可享受国家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抚养人、夫、妻无劳动能力或无工资收入的；从事个体经营难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18周岁，或虽满18周岁无生活来源的；
（三）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未满18周岁的弟妹。
上述家属中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且无子女的孤老和丧失父母（抚养人）未满18周岁的孤儿，定期抚恤金应增发20％。
自治区的定期抚恤金标准在全国标准基础上提高30％。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确定。
享受定期抚恤的优抚对象死亡后，除发给次月应领定期抚恤金外，另加发半年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件。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九条 现役军人伤残，根据伤残性质可确定为因战致残、因公致残、因病致残。根据民政部1989年4月15日颁布的《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由军队规定的审批机关在医疗终结后，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
第十条 退出现役后没有参加工作的在乡革命伤残军人，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
自治区伤残抚恤标准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0％，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确定。
伤残军人退出现役后在国家党政机关、公检法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参加工作的，在全民企、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在县以上单位管理的集体企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以及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发给伤残保健金。
领取伤残保健金人员所在单位不应因其伤残而解聘。必须解聘时应征得当地民政部门同意；其生活水平低于当地职工一般生活水平的，可改领伤残抚恤金。
第十一条 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自评残发证之日起计发。
现役的革命伤残军人（含文职干部和军队管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伤残保健金由其所在部队发给。
革命伤残军人户口迁移需转移伤残抚恤关系时，其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伤残抚恤金或保健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和转移手续从第二年1月1日起按规定发给抚恤金。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享受离退休待遇的，按规定发给伤残保健金，并由发给离退休费的单位发给护理费。
不享受离退休待遇需分散供养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和护理费。护理费标准由民政厅与财政厅、劳动人事厅确定。
需要集中供养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不发护理费。
第十三条 革命伤残军人死亡后。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另增发半年伤残抚恤金，作为一次性补助（注销证），并按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丧葬补助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家属，享受病故军人家属待遇。
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其抚恤按本单位有关病故人员的规定予以办理。
第十四条 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由民政部门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一年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待遇。
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因公（工）死亡人员的规定予以抚恤。
第四章 补助
第十五条 在乡的退伍老红军、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在乡的红军失散人员，按规定的条件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病故后，其配偶生活困难的，可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第十六条 家居农牧区和城镇没有工作（无固定收入）的复员军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一）鳏寡孤独者；
（二）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者；
（三）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困难者。
第十七条 带病回乡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退伍军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第十八条 本章所列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制定。
第五章 优待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准确掌握本辖区内优抚对象情况，并给烈属、军属挂光荣牌。
第二十条 对家居农村、牧区、国营农牧林渔场（含兵团）的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制度，发给优待金。
优待标准：按当地（乡）年人均收入计发现金。生产建设兵团由各师确定。
筹集办法：由乡（镇）统筹，年终兑现。在部队立功者，要按比例 增发优待金。超期服役的，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要通知当地政府继续优待，没有部队通知的，义务兵服役期满，即停发优待金。
优待金由义务兵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发给，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的义务兵，不予优待。
义务兵转为志愿兵后，不再享受义务兵的优待。从地方学校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的学员及文艺体育专业人员的家属，不享受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待遇。
第二十一条 家居农村牧区的烈属、革命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享受国家抚恤和定期定量补助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当地乡（镇）政府应酌情予以优待。
第二十二条 对家居农村牧区的义务兵，已承包的土地和划给的自留地、自留畜应予保留，由其家属经营；家中缺少劳力的，村民委员会应组织帮工或代耕。
入伍前是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
第二十三条 对孤老烈属、一、二等革命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不能参加劳动的退伍军人，免除义务工；对缺少劳力的其他优抚对象适当减免义务工。
第二十四条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卫生部门的公费医疗待遇。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治疗所需医疗费由当地民政部门解决；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支付有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第二十五条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领取伤残保健全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其所在单位的医疗待遇，伤口复发医疗和经批准需要到外地安装假肢的，交通、食宿费由其所在单位按公（工）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在乡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孤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因病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由当地卫生部门酌情给予减免或由当地政府酌情补助。
第二十七条 革命伤残军人需要配制的假肢等辅助器械，由地、州、市民政局（处）审批，自治区统一安装。需配制代步三轮车的，由各地审批。
第二十八条 革命伤残军人乘火车、轮船、国营长途公共汽车、国内民航客机，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准予优先购票，并按规定享受优待票价。在自治区境内游览公园、名胜、参观展览，免购门票。
第二十九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救济、贷款、分配住房的优先权。
第三十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符合当地劳动部门规定的招工条件的，应安排其中一人就业。
第三十一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弟妹，自愿参军又符合征兵条件的，在征兵期间可优先批准一人入伍。
第三十二条 革命烈士子女报考区内大中专学校，录取分数线放宽10分；革命伤残军人、获师以上嘉奖或荣立三等功以上的退伍军人放宽1020分。
第三十三条 革命烈士子女考入公立学校的，免交学杂费，并优先享受助学金或学生贷款。入公办幼儿园、托儿所的，优先接收。
第三十四条 现役军官、志愿兵未随军的家属住房困难，家属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按本单位双职工待遇解决；家属无工作单位的，由当地房管部门统筹解决。
家居城镇的义务兵服役期间，地方安排住房时，应将他们计入家庭住房人口。
第三十五条 对农村义务兵家属的优待，各地、州、市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优待办法。对城镇义务兵家属的优待，由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自行决定。
第三十六条 经军队师（旅）级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的家属，驻军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户；随军前家属有正式工作的，驻军所在地的劳动人事部门应安排适当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优抚对象在被判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被通缉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服刑期满，恢复政治权利后，经批准可予恢复原来享受的抚恤和优待；经司法部门认定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经民政厅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三十八条 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的抚恤，参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参加县（市）以上人民武装部门或预备役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人员，其伤亡抚恤，有工作单位的，按因公（工）伤亡办法办理；无工作单位的，按伤亡民兵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1991年1月1日起执行。1985年12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办法（试行）》即行废止。